過去的我沒有悔 因為那是撫育我成長的蘊涵
現在的我沒有怨 因為這是開拓我視野的錘煉
未來的我沒有恨 因為都是豐富我生命的瑰寶
五十年來家國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
龍應台 　(2003.07.11)

被綁架的人民



獨裁者去了，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囂張上台。



因為有民主之名，他們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我們的自動背書，我們的背書使他們理直氣壯。



在九零年代裡，我們已經成了被政客綁架的人民。


進入嶄新的世紀，三月的鞭炮聲響，幾千年來第一次，在中華文化歷史上有人民的直選。



身為台灣人，我們覺得可以驕傲；台南鄉下的孩子、南一中踢正步的少年、我們「奮發」的同代，成為領導人，令人欣喜。



他的政黨也曾經有過燃燒理想的志士，雄才大略的高人，可以期待。


短短的三年，驕傲，變成焦慮。



全民工作福祉指數降到十四年來最低，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台灣人覺得生活愈來愈不幸福。



而同時，電視台開始播放統獨公投的宣傳片，宣傳以「新聞」的面貌呈現，只說獨立公投是人民權利，不提台灣特殊的處境，不提國際情勢的詭譎，不提兩岸關係的險惡，不提任何可能的後果。


短短的三年，欣喜，變成沈重。



開放後的中國已經成為美日的最大進口國；日本針對亞洲各國所做的投資環境評比中，台灣是最後一名，比馬來西亞和泰國還要落後。



而同時，台灣政府在製作「漢賊不兩立」的經濟政策，用意識形態牢牢圈住經濟。



外交，以哄騙賄賂、黑巷交易的方式進行，不謀遠慮只求近功，結果是讓台灣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國際上公開受辱。


短短的三年，期待，變成了幻滅：我們沒有國際觀。



不去深入瞭解國際的複雜思維和運作，政府一心一意只想把我們在國際上的挫折擴大、加強，因為擴大加強了就可以對內製造更多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對攸關生死的兩岸關係，我們沒有策略沒有格局。



唯一的策略是擴大加強中國的「妖魔化」；因為中國越是妖魔，越可以在島內製造大量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啊，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我們沒有歷史感。



上一代人──不論是你的本省佃農還是我的外省難民──都曾經彎腰灌溉這片土地，都曾經把淚水汗水滴進泥土裡，都曾經用默不作聲但無比深沈的愛將我們養大，但是我們對他們不是清算就是忽視，清算或忽視的標準，就看統治者權力的需要。


我們沒有未來擔當。



選票永遠鎖定眼前利益，至於經濟、教育、文化、環境、海洋資源的長程規劃，帶不來立即的選票和權力，就不是施政的重點。



下一代將面臨一個什麼樣萎縮無力的台灣？讓下一代去承受。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


「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



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我們沒有執政黨。由於是少數政府，權力不穩信心不足，奪權成為念茲在茲的核心思維，國家施政淪為游擊隊式的出草。




我們沒有在野黨。五十年的享有權力使人肥大懶惰，反應遲鈍；失去權力之後也提不出任何新思維新政策，看不出任何新擔當新格局，他們只是看準了被綁架的人民沒有選擇，或許不得不把原來肥大懶惰的地主重新請回來。



他們似乎完全不記得，當初為何被人民拋棄。


是什麼樣的歷史規則，是什麼樣的領導，使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變成一個沒有國際觀，沒有歷史感，沒有未來擔當，沒有理性思維，執政者荒誕、反對者低能的社會？




我們一同走過五○年代的貧窮與恐怖，六○年代的蒼白與摸索，七○年代的奮發與覺醒，八○年代的努力與追求，九○年代的懷疑與失望，在二十一世紀初始上一代人漸凋零，下一代人還青澀，我們所面對的，竟然是焦慮、沈重，以及夢想的，徹底 幻滅。


這三年的荒誕，絕對不僅只是眼前的執政者所造成的。



徹底幻滅是由於我們終於認識到，啊，原來換了領導人是沒有用的，即使是一個所謂台灣之子，因為權力的窮奢極欲藏在每一個政治動物的血液裡，不管他來自浙江奉化還是台北芝山還是台南官田。



原來換了政黨是沒有用的，因為政黨奪權時，需要理想主義當柴火燃燒，照亮自己；一旦得權，理想主義只是一堆冷敗的灰燼。



原來換了體制是沒有用的，因為選票只不過給了政客權力的正當性，權力的正當性使他們更不知羞恥，而選舉，使極端的短視和極端的庸俗堂而皇之成為正統價值，主導社會。


是因為這難以承受的幻滅，使得濟濟一堂的文化人不願向元首起立致敬嗎？




而我們追求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夢想──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就在我們的焦慮、沈重、幻滅中從此放棄了嗎？路，怎麼走下去呢？


文化的「精神分裂症」




有一年，十歲的孩子從學校回來，興沖沖拿出剛發的新課本給我看。



攤開一張地圖，是我們這個不到兩萬人口的德國小鎮。



母子兩個用手指在地圖上游走：這是孩子撩起褲腳抓野鱒魚的小溪；這是常去爬的狐狸山，海拔三百公尺；這是離家五公里的池塘，我們曾經在池塘邊撞見過一隻低頭喝水的野鹿。


孩子繼續尋找他熟悉的一草一木，我卻驀然難過起來。



十歲的我，我們，可從來沒看過我們的村落地圖。



課本上教的是偉大的長江黃河、壯麗的泰山長白山，我們從來沒見過也無從想像的地方。



自己游泳釣蝦的河流，躲藏玩耍的山頭，曾經一跤摔進去濕淋淋爬起來的池塘，卻都是沒有名字的；或者說，從來不曾在課本裡、地圖上，看到過自己的腳真正踩過涉過的山頭和溪流。


我們是這樣被教育的：別人的土地，假裝是自己的，自己的土地，假裝它不存在。



土地其實就是民族記憶，所以我們腦子裡裝滿了別人的記憶，而自己活生生的記憶，不是自己瞧不起，就是不願面對，也不敢擁抱。


這是強權統治所造成的一種集體文化精神分裂症狀。




當我們終於可以擁抱自己的時候，我們死命把住自己的土地，把它神聖化，獨尊化，圖騰化，絕對化，要它凌駕一切，要所有的人對它宣誓忠誠，對它低頭膜拜。



我們非常霸道，因為我們不平衡──受了創傷的人不容易平衡。



二二八的殺戮，白色恐怖的迫害，講閩南語要處罰的侮辱，統治者文化優越感的盛氣凌人，是我們心靈上一道一道的疤痕。



疤痕仍隱隱作痛，使我們自覺有霸道的權利。


同時，我們急切地想把疤痕去掉，徹底去掉，卻發現，那每一道疤痕都已經是自己身體的一部份；要去掉，必須把肉刮掉，刮肉，意味著更大更深的傷口，更多未來的疤痕。




「本土化」天經地義


其實每一個民族都有他歷史的創傷和疤痕──中國的文革，日本的長崎廣島，德國的第三帝國。



如何從創傷痊癒，得回健康的體魄、平衡的心靈，要看那個民族有多高的生存智慧、多厚的文化底醞。



台灣人的深深長進肉裡的疤痕，是「中國」。



面對中國，對岸那個巨大的霸權帝國，還有我們心中肉裡的中國，我們還在受虐受苦。



我們像一個重症的精神病人，緊緊地與自己的影子格鬥、糾纏，想用撕裂自己的方式來解放自己。


政治人物的可惡與殘忍就在於，他非但不提出痊癒的療法藥方，讓民族心胸擴大，休養生息，他還設法加重糾纏與撕裂，從矛盾和對立的膿瘡中擠出權力。



解嚴十六年了，我們的將士仍在迷惘地問，「我們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投資大陸的企業家很困惑，「我是英雄，還是叛徒？」十八歲的少年仍在痛苦，「我是台灣人？中國人？我是什麼，我是誰？」


走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走過五十年蔣氏國民黨的統治，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台灣人要認同什麼？台灣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麼？「中國」這個元素，在我們的認同和文化認知裡，應該放在哪裡？

台灣必須「本土化」，是我們天經地義的權利。



十歲的孩子拿回家給母親看的應該是自己村落的地圖，地圖上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他都認識。



他應該和母親用清晰好聽流利的母語談學校的事情。



他應該熟悉台灣的歷史，不只是先民的開墾史、國家政治史，還有村落史、火車史、河流史、文學史、美術史，他應該熟悉台灣這個島嶼像他熟悉自己的一只秘密抽屜。



孩子首先要認得自己的腳踩在什麼土地上；濁水溪先來，長江黃河尼羅河密西西比河，可以等。

可是「本土化」沒有這麼簡單。因為，請問你，「本土」是什麼？

除了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閩南文化之外，第一個進入我們念頭的，是被漢人趕到山裡去的原住民。



所以在認識偉大的玉山之前，對不起，那根本就不叫玉山。請你捲起舌頭跟我說，「pa-tton-kan」。這是曹族語。

第二個，是客家人。客家人說，我們說的不是閩南語，所以，請你不要把閩南語稱為「台灣話」。我們說的也是「台灣話」。

第三個，是馬祖人。馬祖人為台灣島的安全與繁榮付出了四十年的痛苦代價，有點激動地說，我根本不是台灣人，而且說的是你們所有的人都聽不懂的閩北話。說吧，你們把我算什麼？

第四個，是浙江人、山東人、湖南人、四川人、上海人、雲南人……這些人離開他們的母親時，身高還不如一支步槍的長，五十年的生命付給這個島嶼。他們南腔北調，如今垂垂老矣，他們的孩子，多半已不知「母語」為何物，也從不曾要求有「鄉土教學」。

第五個，是越來越多的新住民，來自越南、泰國、印尼、中國各省。他們與台灣人結為夫妻，在這裡生兒育女；每一個母親都對她們懷中的嬰兒講自己家鄉的童話，用自己的語言唱熟悉的兒歌。她們正在栽培一種新台灣人的出現。

? 惜饇磪謐狻珣a來的大陸中原文化沙文主義像一片厚厚的黃沙覆地。本土化是把黃沙吹開，讓深埋土裡各種各樣的小花小草得以透氣，自由舒展。但是本土化絕不是閩南化；我們不能只看見自己身上的傷痕。二二八、白色恐怖固然慘痛，原住民失去大地失去森林的傷，不深嗎？我們償還了嗎？



金門馬祖人被歷史凍結的傷，不重嗎？我們彌補了嗎？外省難民流離失所、天涯永隔的傷，不慟嗎？我們又給了什麼慰藉？本土化是反抗中國文化的沙文主義，但絕不是讓另一個文化沙文主義來取代。

喊「去中國化」口號的人，把重點放錯了地方吧。



「反抗中國文化沙文主義」，要「去」的不是「中國文化」，是「沙文主義」。



我們反對蔣家政權對台灣本土文化的壓抑與漠視，我們更無法忍受中共的自我中心大中國思想，但是這兩者都是人的態度使然，而不是文化本身的問題。

中共不等於中國，「本土化」不等於「去中國化」

好，「反抗中國文化的沙文主義」，那麼本土化等不等於「去中國化」？


請先告訴我什麼叫「去中國化」。

是把歌仔戲中的劇目--陳三五娘、目蓮救母、中山狼、狸貓換太子……全部去掉嗎？是把媽祖信仰--宋朝的林默娘去掉嗎？是把龍山寺裡的朱熹和華陀去掉嗎？是把唐詩宋詞三字經去掉嗎？是把草藥針灸去掉，把太極拳禪宗去掉，把舞龍舞獅去掉，把祭祀、掃墓、春節中秋去掉嗎？是把門楣上的「潁川」、「隴西」刻字去掉嗎？是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孔子思想去掉嗎？是把端午節的屈原和白素貞去掉嗎？是把故宮裡的世界珍寶去掉嗎？是把福建來的閩南語去掉嗎？是把漢字書寫去掉嗎？

這些都「去」掉以後，我們還有什麼呢？

喊「去中國化」口號的人，把重點放錯了地方吧。「反抗中國文化沙文主義」，要「去」的不是「中國文化」，是「沙文主義」。我們反對蔣家政權對台灣本土文化的壓抑與漠視，我們更無法忍受中共的自我中心大中國思想，但是這兩者都是人的態度使然，而不是文化本身的問? D。有人拿起石頭打你，你憤怒的對象是那人，不是那石頭。石頭本身是無辜的，它也可以是房屋棟樑，是堤防建材，是庭園山水，是深山璞玉。就如同對於日本的五十年殖民，我們要批判的是日本文化的沙文主義，不是日本文化。

我們真正應該呼喊的，不是「去中國化」，是「去沙文化」。

洗澡水用過髒了，得倒掉，但我們不會把盆裡的嬰兒連髒水一起倒掉。國民黨令我們反感，共產黨使我們厭惡，但是，國民黨加上共產黨並不等於中國。兩個黨不到百年，中國卻有五千年的歷史。你不能把百年的細微泡沫當作五千年的深水大河。



給我們帶來巨大威脅的中共，也不等於中國。他只是中國一個暫時的管理員，充其量將來的史書上一個小號字體的備註。中國，也不等於中國文化。國，只是一個政治組織，像有限公司、株式會社、財團法人一樣，一個管理結構。一個管理結構如何涵蓋或代表一個民族深遠浩大的文化--他的藝術創作、哲學思想，他的神話與信仰、革命與復興、創造與傳承，他靈魂深處的感情與記憶？

黨，不等於國；國，不等於文化；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嬰兒與髒水不能劃上等號，更不能閉上眼睛一起倒掉。

中共的蠻橫與霸道激起我們的憤怒與恐懼，這憤怒與恐懼又因我們的政客操弄而加劇，使我們「抓狂」，「去中國化」的低智邏輯於焉而起。我們忘記了：憤怒與恐懼的不只是我們，還有無數的中國人，包括新疆的回民、西藏的藏民、還有那冤屈不得訴、志向不得伸、渴望不得流露、思想不得發表的千千萬萬的中國人，那坐在 陰暗的牢房裡無名無姓看著自己牙齒一個一個掉光的中國人。這些人不是我們的壓迫者，他們和我們一樣在掙扎受苦，可能比我們還要辛苦，但是他們是「中國」的一部份。

吳儀和中共官僚對台灣人說「誰理你們」那副顢頇自大的嘴臉，不是「中國人」的嘴臉，是「霸權者」的嘴臉，他不只用這種野蠻的態度面對台灣，他用這種嘴臉面對所有的弱勢者，尤其是他自己的人民。



共產黨也不是中國文化的必然產物；我們都知道馬克斯是德國人，列寧和史達林是俄羅斯人。對於中國，共產黨是百分之百的「外來政黨」。

我們怎麼能夠只看見中國的強權，看不見中國的弱勢；只看見中國的國家機器，看不見那絞在機器裡流血流淚的人；只看見中共，看不見中國；只看見他虛假造作的政治，看不見他深邃綿密的文化與歷史？我們什麼時候變得如此頭腦簡單了？

台灣是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中國文化是台灣的珍貴資產那深邃綿密的文化與歷史，並不只屬於中國，它也屬於我們。是的，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就比如心臟是人體的一部份一樣。我們不但不應該談「去中國化」--因為去了心臟還有自我嗎--我們還應該與中國爭文化的主權，應該理直氣壯地對中國、對全世界說，真正的中國文化在台灣；中國傳統文化再造的唯一可能，在台灣；漢語文化的現代「文藝復興v最有潛力發生的地方，在台灣。

比起香港新加坡，台灣的漢語文化底醞厚實得多。比起北京上海，台北更是一顆文化夜明珠，幽幽發光。第一，它不曾經過馬克斯主義的切斷與文革的摧殘，因此和自己的文化傳統沒有巨大的撕裂。



連日本人的統治都不曾斷掉台灣人組織漢文詩社、送孩子上私塾的人文傳統。隨著蔣介石來台避秦的知識份子也帶來五四以下一脈相傳的知識氣質。民間的宗教信仰、風俗儀式以相當完整的面貌傳承薪火。第二，經濟的發達、教育的普及使得台北有了北京上海都還不夠成熟的市民社會。中國的傳統價值在這裡與現代化接軌，忠孝仁恕與公民道德碰撞揉合，產生出華語世界中市民自主意識最高的城市。



第三，自由是創造力的必要條件。台北，不同於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它沒有不能出版的書，不能唱的歌，不能展出的畫，不能發表的言論、不能演奏的音樂。它是華語世界中創作最自由的城市。第四，沒有一個華語城市比台北更豐富多元。原住民之外，中國三十五個省份的人，三十五種不同的文化，加上西藏蒙古，濃縮呈現在一個小島上，像一個色彩鮮豔的調色盤。它是華語地圖上的紐約。

TAIWAN？是的，不必扭捏作態改稱它為「福爾摩沙」；我們可以萬分篤定地說，它是另一種中國；你要看一個更純粹，更細緻，更自由活潑，更文明、更人性的中國文化嗎？你必須到台灣去，不是北京上海，不是西安杭州。



我們要在國際上生存，唯一的辦法是讓世界看見：傳統中國文化在中國也許被專制落後和老大帝國的劣根所困，在台灣民主自由與現代理性的環境中卻能異樣地煥發燦亮，生命力充沛。這就是「台灣特色」。為什麼高行健的作品只能在台灣出版？為什麼雲門舞集只能在台灣發生？中國文化是台灣在國際競爭上最珍貴的資產，我們搶奪都來不及，遑論「去」！

那麼國家認同呢？誰說爭取國家認同必需消滅文化認同？瑞士是個徹底獨立的國家，但它的德語人口並不因為歌德、貝多芬、托馬斯曼是「德國人」而不去擁抱。反而，當德國變成一個醜陋的霸權，小小瑞士就成為德語文化的暗夜燈塔。我們可以反對中共，可以拒絕中國，但是中國文化，或者說漢語文化，對不起，那可不專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它也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所依。而且，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文化的破壞紀錄來看，我們可以大聲地說，台灣就是今天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

過去歷? v的傷痕使我們痛，今天中共的壓迫使我們憎，但是所有的傷痕都在我們的心臟上，挖掉自己的心臟是精神病人瘋狂了才做的事。對付異族的入侵，我們或許可以用減法，譬如抗日時高喊「去日本化」；同文同種的相煎操戈，不可能用簡單的減法，因為一減一等於零。越是強大的敵人，越是需要深沈的智慧去面對。除了減法外，加法、乘法、除法、複雜的函數，我們不是沒有學過。

如果為了對抗敵人，我們把自己變成一個歇斯底里、全身痙攣的迫害狂或被迫害狂或文化法西斯，除了「中共」兩個放大成夢魘一般的字以外全世界都看不見，這場仗，不打也罷。我們的下一代，已經因為無法忍受這認同的精神分裂、這政治的潰爛不堪，而選擇冷漠，或者出走。中國不必動武，我們已經被自己的瘋狂打敗了。

人民素質是夢想的基礎

威瑪共和在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存活了十四年，十四年中換了十七個內閣，多次的政治暗殺。美國史學家分析威瑪共和敗亡的原因，是「謀殺、痼疾、自殺」的綜合結果。謀殺是國外的強權勢力，痼疾是本身文化中無法應變的慣性思維，自殺，則是當時政黨的惡鬥、政客的操弄、人民理性思考的喪失。威瑪完了，希特勒上台，德意志民族的浩劫開始。

我無意將台灣比威瑪，但是我看見相似的歷史元素：外力「謀殺」的威脅、本身「痼疾」的無力擺脫，更明顯的是「自殺」的傾向，脖子上纏著權力鬥爭的繩子，毀滅在所不惜，愈纏愈緊。

或許我們都太急了。政客是每天都有的，只要有肉，就會有蒼蠅。政治家，o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先要有負責任、有見識的公民，才會有負責任、有見識的政治家。

一代一代政治家的彼此切磋薰陶，風行草偃，三代之後，才會有心胸開闊、眼光遠大，有智慧有擔當的大政治家的出現。我們現在在哪一個階段呢？兩千三百萬人中有多少負責任、有見識、不被愚弄的公民呢？

幻滅之後，其實又回到根本：人民的素質是所有夢想的基礎。政客不可寄望；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華語世界的夜明珠，我們只能把夢想默默地放在每一個人自己的肩膀上，繼續扛著向前走。

沒有什麼了不起，文明，本來就在考驗我們面對野蠻的本事。

這幾年『愛不愛台灣』就像納粹時代的口號

任何人做任何事一定要冠上『愛台灣』..才可以光明正大

但是聽在我個人的耳朵裡，卻是渾身不舒服

我愛我的父母、愛我的家人
但是我會用行動來證明我愛他們
而不是整天告訴他們『我愛你』『我愛你』

我在本站也一再強調反對福佬沙文主義式的本土化.....

我要說: 我們是被思想綁架的人民!
何時才能覺醒!?何時才能超脫政黨主義的迷思!?
龍應台女士的一文,點醒了千千萬萬的同胞!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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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本來就在考驗我們面對野蠻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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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句話 可以跟Acton的名言 相呼應ㄋㄟ-.-
--權力使人腐化 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

我非常喜愛龍應台的文章
她最近的新書-----面對大海的時候
也收錄了這篇文章

在紫藤廬和Starbucds之間 ◎龍應台 　(2003.06.13)

台灣的內向性

一位居龍頭地位的電子企業家告訴我，一九六八年，他曾經陪同他的美國的企業總裁來台灣考察，思索是否要把他們第一個亞洲分廠設在台北。考察結果卻是把分廠設到新加坡去。原因？當時的台北顯得很閉塞，對國際的情況很生疏，普遍的英語能力也差。換言之，國際化的程度太低。

二○○二年，孤星出版社（Lonely Planet）出版了專門介紹台灣的英語版旅遊書。作者用功不深，對台北市的新發展似乎沒什麼概念，但是整體印像他是有的。台北，他寫著，是亞洲最難接近的城市之一。意思是說，台北顯得閉塞，與國際不太接軌，英語能力也差，以至於，國際的旅遊者很難在這個城市裡悠遊自在。

三十五年過去了，台灣還是一個閉塞、國際化不足的地方？

是的。有經驗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台灣的內向性。中正機場裡外國旅客非常少。首都的英語街道標示一團混亂。報紙的國際新聞五分鐘就可以讀完，有線電視的新聞報導更像是一種全國集體懲罰：小孩吞下釘子的報導時間十倍於伊索匹亞百萬人餓死的消息，南投的一隻狗吃檳榔的鏡頭比阿根廷的總統大選更重要。八國領袖舉行高峰會議，示威者的裸體大大地刊出，但是示威者究竟為了什麼理念而示威？不置一詞。一天二十四小時，這個國家的人民被強灌影像，政客的嘴臉、口沫、權力鬥爭的舉手投足，鉅細靡遺地注入，就像記憶晶片植入動物體內一樣。國際間所重視的問題──戰爭、生態、貧窮、飢餓、新思潮的出現、舊秩序的突變、大危機的潛伏等等，在這裡，彷彿都不存在。

不對呀，你辯駁，台北是很國際化的。Starbucks咖啡館的密度居世界第一，二十四小時便利商店佔據每一個街角。最流行的嘻哈音樂和服飾到處可見，好萊塢的電影最早上市。生活的韻律也與國際同步：二月十四日買花過情人節，十月底戴上面具參加「萬聖節」變裝遊行，十一月有人吃火雞過感恩節，十二月市府廣場上萬人空巷載歌載舞慶祝耶誕節；年底，則總統府都出動了，放煙火、開香檳，倒數時，親吻你身邊的人。

民選的新政府甚至要求政府公文要有英文版，公務員要考英文，全民學英語，而最後的目標則是：把英語變成正式的官方語言。

誰說台灣閉塞？變得跟誰一樣？究竟什麼叫「國際化」呢？

如果說，「現代化」指的是，在傳統的文化土壤上引進新的耕法──民主制度、科學精神、工業技術等等，從而發展出一種新的共處哲學與生活模式。如果說，「全球化」指的是，隨著科技與經濟的跨越國界，深層的文化體系，始料所未及地，也衝破了國家與民族的傳統界線。原來沿著那條線而形成的千年傳統──種種律法、信仰、道德、價值，面對「全球化」，不得不重新尋找定義。「現代化」是很多開發中國家追求的目標；「全球化」是一個正在急速發生的現實，在這個現實中，已開發國家盤算如何利用自己的優勢，開發中國家在趁勢而起的同時暗暗憂慮「自己不見了」的危險。

那麼，「國際化」是什麼呢？按照字義，就是使自己變得跟「國際」一樣，可是，誰是「國際」呢？變得跟誰一樣呢？把英語變成官方語言，是要把台灣變成英國美國，還是印度菲律賓？還是香港新加坡？當執政者宣布要將別國的語言拿來作自己的官方語言時，他對於自己國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之所趨，有沒有認真地思考過呢？

牧羊人穿過草原

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到歐洲；這是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先進國家的聚集處，我帶著滿腦子對「現代化」的想像而去。離開機場，車子沿著德法邊境行駛。一路上沒看見預期中的高科技、超現實的都市景觀，卻看見他田野依依，江山如畫。樹林與麥田盡處，就是村落。村落的紅瓦白牆起落有致，襯著教堂尖塔的沈靜。斜陽鐘聲，雞犬相聞。綿延數百里，竟然像中古世紀的圖片。

車子在一條鄉間小路停下。上百隻毛茸茸圓滾滾的羊，像下課的孩子一樣，推著擠著鬧著過路，然後從草原那頭，牧羊人出現了。他一臉鬍子，披著蓑衣，手執長杖，在羊群的簇擁中緩緩走近。夕陽把羊毛染成淡淡粉色，空氣流動著草汁的酸香。

我是震驚的；我以為會到處看見人的「現代」成就的驕傲展現，但是不斷撞見的，卻是貼近泥土的默不作聲的「傳統」。穿過濃綠的草原，這牧羊人緩緩向我走近，就像舊約聖經裡的牧羊人走近一個口渴的旅人。

爾後在歐洲的長期定居，只是不斷見證傳統的生生不息。生老病死的人間禮儀──什麼時辰唱什麼歌、用什麼顏色、送什麼花，對什麼人用什麼遣詞與用句，井井有條。春夏秋冬的生活韻律──暮冬的化妝遊行以驅鬼，初春的彩繪雞蛋以慶生，夏至的廣場歌舞以休憩，耶誕的莊嚴靜思以祈福。千年禮樂，不絕如縷，並不曾因「現代化」而消失或走樣。至於生活環境，不論是羅馬、巴黎還是柏林，為了一堵舊時城牆、一座破敗教堂、一條古樸老街，都可能花大成本，用高科技，不計得失地保存修復，為了保留傳統的氣質氛圍。

傳統的「氣質氛圍」，並不是一種膚淺的懷舊情懷。當人的成就像氫氣球一樣向不可知的無限的高空飛展，傳統就是綁著氫氣球的那根粗繩，緊連著土地。它使你仍舊樸實地面對生老病死，它使你仍舊與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腳仍舊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樹幹，你的眼睛可以為一首古詩流淚，你的心靈可以和兩千年前的作者對話。

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傳統是生存的必要。

我發現，自己原來對「現代化」的預期是片面的。先進國家的「現代化」是手段，保護傳統是目的。譬如在環境生態上所做的鉅額投資與研發，其實不過是想重新得回最傳統最單純的「小橋流水人家」罷了。大資本、高科技、研究與發展，最終的目的不是飄向無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語言、文化，自己的歷史、信仰，自己的泥土。

文化的進退失據

於是我看見：越先進的國家，越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傳統；傳統保護得越好，對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後的國家，傳統的流失或支離破碎就越厲害，對自己的定位與前景越是手足無措，進退失據。

台灣的人民過西洋情人節但不知道Valentine是什麼；化妝遊行又不清楚Carnival的意義何在；吃火雞大餐不明白要對誰感恩；耶誕狂歡又沒有任何宗教的反思。凡節慶都必定聯繫著宗教或文化歷史的淵源；將別人的節慶拿來過，有如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接來祭拜，卻不知為何祭拜、祭拜的是何人。節慶的熱鬧可以移植，節慶裡頭所蘊含的意義卻是移植不來的。節慶變成空洞的消費，而自己傳統中隨著季節流轉或感恩或驅鬼或內省或祈福的充滿意義的節慶則又棄之不顧。究竟要如何給生活賦予意義？說得出道理的人少，手足無措的人，多。

台灣的領導人要把英語變成官方語言，更是真正的不知所云。語言難道是一支死的木棍，伸手拿來就可以使？

語言不是木棍，語言是活生生的千年老樹，盤根錯節、深深紮根在文化和歷史的土壤中。移植語言，就是移植文化和歷史，移植價值和信念，兩者不可分。殖民者為了更改被殖民者的價值觀，統治的第一步就是讓被殖民者以殖民者的語言為語言。香港和新加坡就這樣成為英語的社會。嫻熟英語，通曉英語世界的價值觀與運作模式，固然使新加坡和香港這樣的地方容易與國際直接對話，但是他們可能也要付出代價，文化的代價。英語強勢，可能削弱了本土語言文化──譬如漢語或馬來語──的發展，而英語文化的厚度又不足以和紐約或倫敦相提並論，結果可能是兩邊落空，兩種文化土壤都可能因為不夠厚實而無法培養出參天大樹。

國際化，是知識

本國沒有英語人口，又不曾被英語強權殖民過，為什麼宣稱要將英語列為官方語言？把英語列為官方語言在文化上意味著什麼後果？為政者顯然未曾深思。進退失據，莫此為甚。

不是移值別人的節慶，不是移植別人的語言，那麼「國際化」是什麼？

它是一種知己知彼。知己，所以要決定什麼是自己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價值。知彼，所以有能力用別人聽得懂的語言、看得懂的文字、講得通的邏輯詞彙，去呈現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觀點、自己的典章禮樂。它不是把我變得跟別人一樣，而是用別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訴別人我的不一樣。所以「國際化」是要找到那個「別人能理解的方式」，是手段，不是目的。

找到「別人能理解的方式」需要知識。不知道非洲國家的殖民歷史，會以為「台灣人的悲哀」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不清楚國際對中國市場的反應，會永遠以政治的單一角度去思考中國問題。不瞭解國際的商業運作，會繼續把應該是「經濟前鋒」的台商當作「叛徒」看待。不瞭解美伊戰爭後的歐美角力，不瞭解聯合國的妥協政治，不瞭解俄羅斯的轉型，不瞭解開放後的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不瞭解全球化給國家主權和民族文化帶來台灣呢？

越是先進的國家，對於國際的知識就越多。知識的掌握，幾乎等於國力的展示，因為知識，就是權力。知道越多，掌握越多。如果電視是一種文化指標，那麼台灣目前二十四小時播報國內新聞，把自己放大到鋪天蓋地的肚臍眼自我沈溺現象，不只是國家落後的象徵，已經是文化的變態。人們容許電視台徹底剝奪自己知的權利，保持自己對國際的淡漠無知，而同時又抱怨國際不瞭解台灣的處境，哀嘆自己是國際孤兒，不是很矛盾嗎？

Starbucks還是紫藤廬

我喜歡在Starbucks買咖啡。不見得因為它的咖啡特別好，而是因為，你還沒進去就熟悉它的一切了。你也許在耶路撒冷，也許在倫敦，在北京，或者香港，突然下起冷雨來，遠遠看見下一個街角閃著熟悉的燈，你就知道在那裡可以點一大杯拿鐵咖啡加一個bagel麵包，雖然這是一個陌生的城市。

「全球化」，就是使你「客舍似家家似寄」。

我更喜歡在紫藤廬喝茶，會朋友。茶香繚繞裡，有人安靜地回憶在這裡聚集過的一代又一代風流人物以及風流人物所創造出來的歷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劃下一個社會改造運動；紫藤花閒閒地開著，它不急，它太清楚這個城市的身世。

台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台北市只有一個紫藤廬。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個紫藤廬。

「國際化」不是讓Starbucks進來取代紫藤廬；「國際化」是把自己敞開，讓Starbucks進來，進來之後，又知道如何使紫藤廬的光澤更溫潤優美，知道如何讓別人認識紫藤廬──「我」──的不一樣。Starbucks越多，紫藤廬越重要。

硫酸不能烤蛋糕─如何教孩子再「相信」？

編案：向來有「台灣文化界重炮」之稱的龍應台，在辭去台北市文化局長官職後，重拾銳利的筆鋒，陸續於本刊發表她充滿勇氣與理性的評論文章，為台灣的社會現狀把脈，所碰觸的問題，涵蓋了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緊張、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的競合、價值的失落與人心的迷惘等等，無不在華文世界引爆熱烈的回響和討論。無論贊成或反對，都不能漠視她點燃的爭議性、話題性的新火苗。如今，這些精闢而感性的文章，終於結集成書《面對大海的時候》，書中並收錄近二十篇觀點、立場互異的「挑戰龍應台」回應批評。本文即是她特別為新書所撰寫的序言。
解構的年代
　八○年代寫「野火集」時，被「請」去吃飯，那位掌管意識形態的國民黨官員對我說：「你寫的，是禍國殃民的東西。」
　他很明白：我，還有許多比我勇敢比我早慧的前輩和同輩們，在進行主流價值的拆解。
　主流價值，譬如愛國。為什麼要愛國？國如果不可愛呢？國的形成如果沒有人民共識呢？譬如不能「侮辱元首」。元首為什麼不能侮辱？誰來界定「侮辱」？元首應該憑什麼來讓人民尊敬？
　譬如讀書報國。讀書為什麼要報國？可不可以讀書為了自己？可不可以根本不讀書，只是生活？無所事事可不可以作為生存的理由？譬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誰決定何謂「大我」？「大我」不是為了「小我」才存在的嗎？「小我」犧牲了，還有沒有「大我」？
　譬如「大有為」的政府。「大有為」的政府就是危害最大的政府，進步的最大障礙。譬如新聞要「自律」、國家要「安定」。新聞自律是箝制言論的藉口，國家安定是愚民統治的幌子。
　譬如「孝順為齊家之本」、「助人為快樂之本」、「忠勇為愛國之本」、「服從為負責之本」等等，沒有一項不是可以徹底推翻或局部顛覆的價值觀。
　「三年級」、「四年級」的我們，活在一個鋼鐵打成的機器裡，於是我們用盡心機地去拆，拆，拆，那是一個「解構」的年代。現在三十歲的人，當時大約十歲，不會認識鋼鐵的強大也不易體會解構的艱辛，就如同我們不盡理解我們的先行者面對顛沛流離和殖民統治的心境一樣。當「六、七年級」的人進入耳聰目明、人格定型的二十歲時，原來的鋼鐵價值被拆得差不多了，九十年代的「主流」價值已經接近我們當年的追求：強調個人價值，從而漸漸演繹出自由重於自律，進步重於安定，解放重於守成，享受重於責任，個人，重於集體。七十年代的大學生談家國重任，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紀初的大學生談自我完成。「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在八○年代以前幾乎不可能的一種處事態度，變成流行的哲學。
　每一個少年大概都曾經拆過音響，打開盒子，鬆掉螺絲釘，卸下所有的零件讓機器徹底解體。解構帶來快樂。但是，解構當然不是終極目的，建構才是；要在有限的條件下組成一個高品質的音響，重新建構卻困難得很。
　在重新建構的過程中，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沒有範本可依循，也沒有標準可評斷。從璩美鳳到「非常光碟」，從軍校學生作弊到林毅夫的叛逃處理，從李登輝上法庭到核四或統獨的公投拉鋸，是和非，像雨水不小心滴到墨，一片模糊，看不出界線，只剩下個人立場的選擇。黑和白的概念被抽掉，所有的事情都在一個灰色混沌區中攪拌，理直氣壯地發生，大剌剌地存在。
　這，不就是你們這一代人當年的主張嗎？有什麼不對嗎？
沒有線的風箏
　沒什麼不對。混亂，是「大破」和「大立」之間必經的過程。當原來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因為僵化空洞而被丟棄，每一件事情其實都在挑戰這個社會重建價值的能力：「外籍新娘」的人權尊嚴和台灣人的種族偏見怎麼拉鋸？政治操弄和公共利益之間怎麼平衡？國家安全和個人自由的界線怎麼釐清？自由和自律怎麼可能並存？有沒有更高的價值和商品化抗衡？在現代化的語境裡，個人的修身還有沒有意義？公民道德在各種價值的矛盾中，究竟指的是什麼？在許多曾經被尊敬的價值已經成為被訕笑、被鄙視的東西之後，在解構了「道德」之後，我們究竟還需不需要「道德」？
　在「不相信」之後，是不是還得找回「相信」？
　從前做了太多的起立敬禮，今天，總統走進來，許多人卻不站起來。有人說，對，這就是民主的表現。我卻認為這是失禮──失禮的原因這裡不論。我或許不欣賞、甚至全力反對這個做總統的人，但是只要他擁有「總統」這個公器，被投以全民的期待，被託以全民的信任，我就必須以禮相待──尊重這個公器其實是尊重那賦予公器意義的人民；站不站起來，不是民主的問題，是文明的問題。
　從前被灌輸了太多的國家認同，今天，談國家固然被視為絕對的落後，即使談文化認同都可以被恥笑。要國家幹什麼，有人說；文化認同是什麼，也有人說。「我的孩子到澳洲讀國中，美國讀高中，英國上大學，讀博士，國際人的認同才是真正的身分證。」
　國際化是現代化中極重要的一環，但是在這樣一派輕鬆的「國際主義」邏輯裡，我卻看見深層的問題：有「辦法」的人，都把孩子送往先進英語國家受教育，於是紐澳英美的學校擠滿了來自中國、韓國、台灣、香港的孩子。學費可以高得離譜，而排隊候補的亞洲孩子成千上萬。也就是說，英語國家在教育上經過長期的耕耘已經打好基礎，亞洲人來享用現成，但是，當有現成的可以利用時，亞洲人本國的教育基礎又由誰去長期的耕耘呢？英美教育出來的孩子成材之後，繼續耕耘英美文化土壤的多，回頭來灌溉亞洲本土的少，於是強勢文化越強，弱勢文化繼續弱。大量的亞洲少年被送往國外就學，所凸顯的不是國際化的多元含意，反而是亞洲本土教育文化基礎的不健全，反而是強弱文化的對比與一元化的繼續。
　與國際接軌是一種競賽，誰越快學會全球性思維，誰就越進步，但是，所謂國際主義，如果脫離了本土與傳統的觀照，就變成一種文化的虛無主義。風箏飛得再高，線，必須握在自己手裡，否則，怎麼知道那是誰的風箏呢？
　堅持本土和傳統重要，不是出於狹義的民族主義，而是希望比較弱勢的文化傳統不至於被全球化統一，被現代化掏空，從而保持世界的豐富多元。
硫酸不能烤蛋糕
　從前被賦予太多的責任，今天，直率的年輕人對我說，龍應台，你們「三、四年級」的人背負了「救國救民」的十字架，但是我們「六、七年級」的人，對不起，不想背你們的十字架。我們唯一的十字架是「如何在成千上萬yahoo交友的照片中，找到一個自己最麻吉的伴侶。」
　我啞然失笑。
　誰說我們這一代人都是憂國憂民的呢？大學時代，有那麼多同齡人選擇過自己的日子：整天打麻將的、通宵跳舞的、到處找「麻吉伴侶」的、出了國就誓死不歸的、立志「玩物喪志」的、吃喝玩樂無所不為的……，不管哪個時代，認真地心懷家國社會的總是少數，那少數中，學而有成的，又是少數；學而有成還對家國之思持之有恆而且加以實踐的，更是少數中的少數。社會的進步，是這些少數執著的人鍥而不捨的推動，發揮影響而造成的。大多數的人，就搭了進步的便車，順勢前行。
　即使只是一個燈光迷炫、樂鼓沸騰的酒吧舞場，也不會憑空而來。在舞場存在以前，有人努力過，使這樣的狂歡文化被容許而不是被取締。然後，在「狂歡」的背後，必須有人制訂法規，有人做消防檢查，有人處理噪音，有人組織音響，有人籌備樂隊，有人清理垃圾，有人設計下水道。每一百個享受狂歡的人背後可能有一千個默默工作的人。
　假設說「三、四年級」的人解決掉了專制的問題，現在的社會，是不是一個沒有問題以至於年輕人無可發揮的的社會？怎麼可能？貧富不均，是非混淆、公平與正義不明、權力與責任的規則混亂……，我看見的是一個更複雜、更難理解、需要更高智慧去面對的未來。如果「六年級」的人覺得他們唯一的十字架就是尋找「麻吉伴侶」，那麼他的「輕」可能正是他不堪負荷的「重」呢。
　沈重的「十字架」，不管是哪一個時代，總是在的；願意看見它而且去背負它的人，不管是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年級」，總是少數人。重點是，那少數人不能沒有。
　搭便車是容易的，但總得有人開車，而且是清醒地開，因為上車的可能是一群盡情完成自我、狂歡歸來的醉客。
　凡是在謊言中長大的人，「不相信」是琢磨出來的智慧。可是「不相信」像硫酸一樣，可以溶解掉謊言，卻不能拿來為孩子烤蛋糕。要建立讓孩子世世代代生長的家園，是不能靠硫酸的。我們需要「相信」：相信政治人物的誠實，相信文明的不可或缺，相信自己腳踩的土地有人灌溉，相信沈重的十字架有人背起，相信在翻來覆去喧嘩浮躁的潮流中還是有一些恆久不變的東西，怎麼顛倒都不被腐蝕，譬如責任、品格、道德、勇氣……。
　教孩子重新學會「相信」──這十字架你說輕嗎？
華文世界公共論壇
　「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一系列文章在「人間」副刊發表，同步在廣州「南方週末」、新加坡「聯合早報」、吉隆坡「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香港「明報」刊出，在網路上則像電線嗤嗤走火似地流傳，引起整個華文世界的討論和辯論，廣度遠遠超過八○年代的「野火集」。顯然文章所碰觸的問題──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緊張，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的競合，價值的失落與人心的迷惘等等，正是一個讓人隱隱疼痛又說不明白的點。一個文本，不同地區的華文世界卻各有解讀，為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留下一幅輪廓鮮明的素描，更令人期待一個視野寬廣的華文世界公共論壇的浮現。那怒斥我的、指教我的、鼓勵我的文字，我低頭感謝，像秋天採蘋果的農人，感謝天地遼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