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gvm.com.tw/article/128514不只是石油！拆穿美國「非滅伊朗不可」的真相
昔日盟友變死敵，橫跨半世紀的恩怨情仇
彭杏珠 2026-03-05
美以伊戰火延燒，油價飆升不止、中東局勢動盪加劇！台灣民眾不禁疑惑：為何美國歷任總統，不論所屬政黨、政策理念有何差異，都要對伊朗趕盡殺絕？從昔日的親密盟友，淪為勢不兩立的死敵，這半個世紀的恩怨情仇，從來都不是一時衝動所致，而是美國藏不住的霸權利益算計。《遠見》一文拆解美國「非滅伊朗不可」的真相，讀完就能秒懂全球地緣政治的複雜棋局！
事實上，美、伊並非天生敵對，伊朗曾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核心的戰略伙伴之一。這一切，要從1953年的一場政變說起——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與英國祕密情報局聯手發動「阿賈克斯行動」（Operation Ajax），推翻了當時伊朗民選的摩薩台首相（Mohammad Mosaddegh），扶持巴列維國王（Mohammad Reza Pahlavi）復辟，建立起親美政權。
此後的26年間，伊朗成為美國遏制蘇聯（俄羅斯前身）南下、穩定波斯灣石油供應的中東「守門人」，更獲得美國除核武以外的所有先進武器支援。
其實，從1972年尼克森政府提出「中東雙柱戰略」，將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列為中東地區的兩大核心盟友時，就能清楚看出美伊關係的緊密程度。
而兩國情誼驟然生變的轉折點，就出現在1979年伊朗爆發的伊斯蘭革命。當時，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領導的「政教合一」政權推翻巴列維王朝，隨即爆發「德黑蘭人質危機」，52名美國駐伊朗外交官被扣押長達444天。
美國立即與伊朗斷交，並實施嚴厲的經濟制裁，兩國遂從昔日盟友淪為勢不兩立的死敵。伊朗更憤而將美國稱為「大撒旦」、以色列為「小撒旦」，正式確立「反美、反以」的外交立場。
揭密白宮最怕伊朗的三個理由
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徹底改寫中東的戰略版圖。美國失去在中東最穩定的戰略伙伴，伊朗搖身一變成為中東地區唯一敢公開挑戰美國的國家。
此後，從卡特、雷根、柯林頓、小布希、歐巴馬、川普、拜登，到2025年元月再度執政的川普，儘管對伊政策有「外交接觸」與「極限施壓」的差異，但「遏制伊朗擴張」的核心目標，從未有過絲毫動搖。
深度剖析美國非解決伊朗不可的原因，並非外界所謠傳的「邪惡」，而是伊朗具備三個不可替代的特點，每一個都精準戳中美國的痛處，也讓歷任總統不論政黨與理念差異，都想剷除伊朗政權、削弱其影響力。
首先是伊朗獨特的地理位置。它恰好位於波斯灣東岸，牢牢扼住全球最關鍵的能源通道——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根據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2025年發布的《全球能源安全報告》，全球超過30％的海運石油、近20％的天然氣貿易，都必須途經這條狹窄水道。報告更特別強調，荷姆茲海峽是「全球能源供應的命脈閥門」，伊朗隨時可切斷這條通道，引發國際油價暴漲、全球經濟動盪，這正是美國絕對無法容忍的「戰略風險」。
此刻，這一幕正在真實上演。2月28日起，美以伊衝突推動布蘭特原油（全球原油定價核心指標）持續走漲，從開戰前一天（2月27日）至3月4日（每桶收盤價84.11美元），累計漲幅高達15.42％。
伊朗構建橫跨中東地區的「抵抗之弧」
第二個原因是伊朗正在挑戰美國主導的「石油美元」體系。作為全球石油儲量第三大國、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核心成員，伊朗近年來積極推動石油貿易「去美元化」，與中國大陸、俄羅斯、印度等國達成協議，改用本幣結算，甚至採用「以物易物」的貿易模式。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2026年發布的《美元霸權與中東格局演變》報告警示，若伊朗成功繞開美元開展大規模石油貿易，勢必引發連鎖反應，俄羅斯等國也會跟進「去美元化」，恐動搖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根基，這可是美國金融霸權的生死防線，並內化為歷任總統對伊採取極限施壓的核心動機。
第三，伊朗打造出中東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反美陣營。其手段是透過支持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葉門胡塞武裝（Houthi Movement）、伊拉克什葉派民兵、巴勒斯坦哈瑪斯（Hamas）等力量，構建起橫跨中東地區的「抵抗之弧」（又稱什葉派新月帶）。
上海社會科學院中東問題研究所所長劉中民接受《上觀新聞》專訪時就指出，「抵抗之弧」直接衝擊以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為核心的中東盟友網絡，讓美國長期以來奉行的「分而治之」中東戰略徹底失效。
對美國而言，伊朗作為「中東反美陣營的核心樞紐」，若不瓦解其勢力，就無法真正掌控中東地區。美國既然一心想將伊朗除之而後快，就必須師出有名，「核問題」便成打壓伊朗的最佳藉口，也是歷任總統用來凝聚國內共識的重要手段。
自2002年小布希政府將伊朗列入「邪惡軸心」名單，公開指責其暗中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來，伊朗的「核計畫」便一直是美伊博弈的核心焦點。
利益團體遊說是美國無法迴避的政治現實
2015年，歐巴馬政府聯合英、法、德、中、俄五國，與伊朗達成「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CPOA，又稱伊核協議），試圖透過外交手段限制伊朗的核活動；無奈2018年川普政府單方面退出協議，重新對伊實施「極限施壓」制裁；拜登上台後，雖曾嘗試重返協議，最終卻因雙方分歧過大而宣告失敗。
川普貿然撕毀「伊核協議」的舉動，更種下不可收拾的惡果。2025年6月12日，他更以「伊朗擁有60％核濃縮技術」為由，發起攻打伊朗核設施的「12日戰爭」。
12日戰爭後，美國發現伊朗的地下核設施防禦力極強，即便多次空襲也無法徹底摧毀，擔心一旦伊朗具備核能力，不僅會打破以色列在中東的核壟斷地位，更能徹底擺脫美國的軍事威脅，這是美以兩國絕對無法接受的戰略逆轉。
除了核問題，伊朗的彈道導彈與無人機技術，也是美國的心腹大患。伊朗現役的卡德爾-380（Kadir-380）等型號彈道導彈，射程超過1000公里，可覆蓋以色列全境及美軍在中東的所有軍事基地，甚至能威脅到部分歐洲地區。
2026年3月4日，伊朗革命衛隊對外聲稱，已使用彈道導彈重創美國海軍驅逐艦，此舉也進一步印證伊朗的非對稱作戰能力。
美國知名智庫蘭德公司（RAND）2025年發布的《中東地區軍事力量評估報告》指出，伊朗的彈道導彈與無人機體系，是美軍在中東面臨的「最現實、最頻繁的軍事威脅」，必須透過持續打擊與制裁，削弱其相關技術與生產能力。
綜合上述種種因素，促使美國對伊政策出現跨黨派的一致性，而這背後，更離不開龐大利益團體的遊說，是每一位美國總統都無法迴避的政治現實。
軍工企業與國會、軍方形成利益共同體
首先是以色列的強力遊說。由於伊朗憲法中明確主張「消滅以色列」，以色列長期以來一直將其視為最大威脅。而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作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遊說團體之一，長期透過遊說國會議員、資助政治人物、開展公關宣傳等方式，以推動美國實施對伊強硬政策。
川普2025年重返白宮後，進一步強化與以色列的軍事綑綁，聯合以色列發動對伊朗的軍事打擊（即12日戰爭），既兌現對以色列的安全承諾，也回應了AIPAC等遊說團體的訴求。
其次是美國軍工複合體的利益驅動。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斯蒂芬·沃特（Stephen Walt）2026年3月發表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的文章指出，中東緊張局勢升溫，直接帶動美國軍火業績大幅成長。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波音（Boeing）等國防企業巨頭，透過政治獻金、遊說，以及「旋轉門」（政府官員與企業高管相互任職）等方式，與國會、軍方形成深度利益綁定。
沃特進一步分析，軍工企業刻意渲染伊朗的威脅性，推動美國政府增加軍事部署、採購更多武器裝備。對美國而言，對伊朗的制裁與軍事行動，堪稱軍工複合體「獲取巨額利潤的重要機會」。
長久以來，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傾向採取對伊強硬的政治立場，這可謂「低成本、高回報」的選項，既能轉移國內經濟停滯、社會分裂等矛盾，又能凝聚選民共識。如此一來，美國的對伊政策就更難以扭轉了。
伊朗是美國掌控中東地區的最大絆腳石
美國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2026年發布的《中東戰略自主趨勢報告》直言，伊朗是中東「去美國化」運動的旗手，若伊朗的勢力進一步壯大，美國在當地數十年的經營將徹底瓦解，其全球霸權也會出現致命破口。
每位美國總統都心知肚明，中東是全球的能源中心、地緣政治的核心樞紐，一旦失去對中東的主導權，霸權地位就會搖搖欲墜，而伊朗就是美國維持中東主導權的最大絆腳石。
所以無論是柯林頓的「接觸+制裁」雙重策略、小布希企圖推動的「政權更迭」、歐巴馬嘗試的「外交協議」，還是川普的「極限施壓+軍事打擊」組合拳，不論採取哪種政策，其共同目標都是遏制伊朗。這背後，既是地緣利益的糾纏、能源霸權的爭奪，更是利益團體的操弄與全球霸權的維護。
可以預見，只要伊朗的戰略地位不變、反美立場不改、核與導彈能力不被徹底廢除，無論誰入主白宮，都不會停止對伊朗的制裁與打壓。
對台灣而言，美伊衝突看似遙遠，與日常生活並無直接關聯，但這場對抗卻折射出地緣政治的殘酷現實：大國的核心利益，在於控制關鍵地區、關鍵資源與關鍵通道，任何敢挑戰強權的國家，都會被視為眼中釘，遭到壓制與打擊。唯有保持清醒、穩固自身優勢、靈活應對國際局勢，才能在複雜的地緣政治中，爭取到有利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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