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226000016-262110大灣區評論》G2格局：中美究竟在競爭什麼？（鄭永年）
08:00 2026/02/26 言論 鄭永年
「來了就是深圳人」，APEC將在深圳召開，這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去年我在深圳參加了APEC第一次非正式高官會議，之後也去廣州參加了第一次正式高官會議和相關活動。如果我們這次APEC能辦得好，對深圳未來發展而言可能會帶來無限的可能性。
每一年APEC會議的議題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需要各方達成共識的議題；另一部分則是由主辦方自主提出的議題。而主辦方自主提出的議題，恰恰也是中國外交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區域性國際組織還是全球性的國際組織，往往都是由某個國家倡議發起的。在這方面，舊有的不少區域國際組織已然失去了實際作用，甚至可以說名存實亡。大家應該注意到，前段時間川普一口氣宣布退出數十個國際組織，其中一些組織確實已經與時代脫節，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那麼，新的國際組織該由誰來牽頭組織呢？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我們已經在一些領域開展了不少實踐，比如「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合作機制等，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因此，APEC是中國參與國際組織建設、推動國際合作的重要機遇。
所以，我想結合當前的地緣政治形勢與深圳APEC這一主題，談談我個人的一些想法。
儘管國際事務錯綜複雜，中美關係實際上是最重要的，已經形成了「事實上的G2」。APEC和G20現在的轉型速度很快。這兩個平台都是在世界經濟全球化鼎盛時期建立起來的區域與全球治理核心平台，它們是當時世界上盛行的經濟自由主義、貿易自由化的產物，它們的目標也是為了推動自由貿易。
APEC誕生於1989年，初衷是推動建立亞太地區新的經貿秩序。當時，美國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日本緊隨其後位居第二，而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迅速崛起。各方普遍預見，未來的世界經濟中心將聚焦亞太，因此澳大利亞等國的領導人提議成立這一組織。1993年，APEC升格為領導人峰會，確立了貿易投資自由化與技術經濟合作並行的「雙輪驅動」發展模式。2020年的《布特拉加亞願景》提出，到2040年推動APEC完成轉型——從傳統貿易准入領域，轉向數字經濟、綠色低碳、人工智能等前沿增長動力領域。G20的起步時間稍晚，它起源於1999年的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2007至2008年美國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後，這一會議從部長級升格為如今的全球治理平台。但時移世易，當前逆全球化浪潮興起，無論是APEC還是G20的傳統核心功能，都面臨著被邊緣化、被地緣政治因素稀釋的嚴峻考驗。
所以，接下來我將談到，無論從何種角度審視，中美兩國實際上已形成G2格局。中美不僅是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兩大力量、支撐國際秩序的兩根核心支柱，更是未來國際秩序的關鍵構建者。正因如此，在深圳舉辦的APEC會議既要推動與其他國家的國際合作，也需兼顧中美雙邊關係的考量。去年在南非舉辦的G20峰會，美國缺席，即便峰會做了大量工作，但實際效果大打折扣。我們必須認識到，美國的參與仍是APEC會議取得成功的最重要標誌之一。
我們也瞭解到，今年中美關係的核心主題是「互相成就」。我方舉辦APEC，美方舉辦G20，互相支持是需要的。雙邊關係和多邊關係都需要兼顧到，這無疑是一項艱巨的挑戰。畢竟當前不少國家都面臨類似困境——川普政府對盟友態度強硬，對其他國家也不友好，對中國的政策更是「別具一格」。作為中間協調方，我們既要團結APEC其他經濟體，又要維護好與美國的關係，主題的確定確實頗費思量。雙方的博弈相當激烈。在廣州召開的一場協調會上，我們原本提出「新質生產力」這一概念，美方表達不使用這一概念，認為該表述過於「中國化」，認為是我方想借APEC平台來推廣我們自己的理念。不過後來的調整也挺好，會議將「新質生產力」替換為「科學發現」（Scientific Discovery），其實兩者的核心內涵是一樣的。我認為，適當的妥協有時是必要的。
要理解深圳APEC，首先需要把握當代國際政治的大趨勢，明確我們所面臨的國際形勢，進而思考我們應當採取的行動。所以今天我的講座將圍繞以下幾個問題展開：
1. 當代國際形勢的十大趨勢；
2. 中美之間究竟在競爭什麼；
3. 在當前的形勢下，我們為什麼還要繼續推進全球化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
4. 粵港澳大灣區在中美競爭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又具有什麼樣的地位；
5. 深圳能夠為此做些什麼。
01 國際政治十大趨勢
我把當代國際形勢總結成為如下十大趨勢。
1、川普主義的崛起
對今天國際政治影響最大的不是普京發動的烏克蘭戰爭，更不是中東的衝突，而是川普主義的崛起。事實上，國際政治領域的諸多變化跟川普主義的崛起密切相關。我將川普主義簡要歸納為內政三條、外交三條。
在川普剛上任的時候，我曾撰寫一篇文章，提出用「三個代表」的概念來解讀他的理念。
所謂第一個「代表」就是川普代表的是矽谷資本的利益。美國現在的矽谷資本勢力，比如萬斯就屬於這一陣營，連副總統人選都由他們推舉，馬斯克也公開支持川普競選——可以說，川普是矽谷資本的代理人。當然他們兩者也並非完全相同：川普本質上是傳統房地產商，在能源等產業與矽谷資本存在分歧，例如在新能源車領域就跟馬斯克發生過嚴重衝突。川普特別反對新能源車，因為他覺得新能源車產業都是中國的天下，美國沒法競爭，不如回到傳統的汽車行業。但總體來說，矽谷資本現在已經主導了美國的核心利益格局。過去美國有軍工系統，而現在矽谷正在形成另外一個系統，代表矽谷資本。他們用加速主義的邏輯，希望用科技的發展、加速技術的更迭，來解決美國社會所面臨的政治與社會問題。這一思路能否奏效尚不可知，但倘若真能解決問題，那也是一項了不起的突破。
第二個「代表」是川普代表的是最保守的文化。川普代表的是最保守的文化，即新教倫理宗教所承載的美國傳統保守主義文化——這種文化重視家庭、崇尚辛勤工作，反對民主黨推行的DEI（多元化、平等與包容性）理念，而DEI正是左派文化。
第三個「代表」是川普代表的是勞工階層的利益。過去，美國勞工階層的利益本由民主黨代表，但民主黨在克林頓時期，受到當時所謂的「第三條道路」意識形態的影響，放棄了對勞工利益的代表，轉向了資本。於是川普宣稱，他代表勞工階層的利益。
美國國內的情況大體如此，川普想要維持「三個代表」顯然並非易事——既要維護矽谷資本的利益，又要代表勞工階層的訴求，如何在二者之間尋求平衡？大家不妨去看一看他們的科技右翼的一些思考，或是馬斯克的一些思考，或許能為大家從中找到一些思路。隨著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的發展，基本上勞工不用再從事那麼辛苦的體力勞動來發展生產力，通過發展機器人技術，有望提高勞動生產力。
在外部，川普追求「三個空間」。
第一，地緣政治空間。美國國際戰略正經歷調整，地緣政治重心從全球霸權轉向西半球。如今美國的地緣政治國際策略，跟中國的思路並沒什麼本質的差別。中國秉持「國內發展為中心」原則，聚焦邊疆以及周邊區域；川普同樣強調「國內優先」，其關注的邊疆就是周邊的墨西哥、加拿大，乃至整個拉美「後院」。當前美國的戰略轉型，有人稱之為「收縮」，我並不認同這一說法，更傾向於用中國曾提出的「調整、整頓、鞏固」來概括。美國雖曾擁有全球霸權，但如今已顯示出力不從心，因此首先需要鞏固其在西半球的霸權地位，重拾門羅主義。事實上，美國此前並未徹底理順西半球事務，導致該地區成為其諸多問題的源頭，比如毒品、人口走私等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們與美國面臨相似的困境。我們周邊同樣滋生了不少針對中國公民的問題，如毒品、人口走私、電信詐騙等亂象。由此可見，美國看似在戰略收縮，實則是為了拓展更大的地緣政治空間。例如，川普上台後，首先將墨西哥灣改稱「美國灣」，還試圖收回巴拿馬運河，甚至提出讓加拿大成為美國第五十一州、格陵蘭島為第五十二州、委內瑞拉為第五十三州。這些並非單純的玩笑——川普對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美國擴張主義推崇備至，若有機會，定會付諸實踐。川普是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堅信「目的證明手段合理」，無論採用何種手段，只要能達成目標，任何方式都在所不惜。因此，人們絕不能低估他的決心。儘管如今全球精英普遍反對他，美國國內精英、歐洲精英乃至其他國家都對他頗有微詞，但我個人認為，不應以這種片面的眼光看待他。
第二，經濟空間。川普也在為美國爭取經濟空間，這與我們APEC相關。川普對其他自由貿易協定興趣不大，卻唯獨對APEC保持關注，原因何在？並非他認同我們此前倡導的自由貿易理念，而是看重「亞太地區是世界經濟中心」這一事實。事實上，自20世紀80年代起，亞太地區便已成為全球經濟中心。我們的研究表明，未來二三十年這一地位仍將穩固。不僅如此，美國自身也在日益向亞太國家靠攏。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印度正在崛起，日本同樣是重要經濟體。因此，美國絕不會放棄亞太這一經濟中心，未來中美在亞太地區的競爭也將愈發激烈。
第三，文化空間。正如我剛才所說，美國在國內代表著最保守的文化，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也在擴張其文化勢力範圍。去年美國副總統萬斯訪問歐洲時，曾對歐洲國家提出告誡，稱歐洲的敵人並非俄羅斯或中國，而是其自身。川普今年在達沃斯論壇上則表達得十分明確，其父是德國人，其母是蘇格蘭人，但他現在每次到訪歐洲都覺得那裡已經是「面目全非」，原因在於他認為歐洲正逐漸「穆斯林化」。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已明確將歐洲的「文化健康」列為關切事項之一。
實際上，大國競爭核心就是爭奪這三個空間：一是地緣政治空間，即安全空間；二是經濟空間；三是文化空間。安全空間和經濟空間經常得到重視，但文化空間經常被忽視。事實上，無論是安全空間還是經濟空間都不能和文化空間分離開來。俄羅斯對烏克蘭採取行動，正是因為認為烏克蘭在文化上屬於俄羅斯傳統範疇，是俄羅斯的一部分。土耳其、印度也在進行類似的文化空間爭奪。
2、自由國際秩序的解體
過去的自由國際秩序是建立在美國的盟友體系之上的，而如今川普對這一體系興致寥寥。準確地說，他並非單純不感興趣，而是認為這樣的盟友體繫在某種程度上養出了「懶人」——他向來極力反對福利國家模式，歐洲國家對內大搞高福利政策，在國際安全防護上卻依賴美國、不願出錢。以德國為例，俄烏戰爭爆發後其軍費才提升至國防預算的2%，但川普就要求他們提高到5%。平心而論，歐洲國家確實處境艱難：若要從不足2%的占比躍升至5%，原本用於福利的資金從何而來？
不過川普的邏輯很清晰——他其實是想拯救西方的，只是覺得歐洲盟友太過依賴美國，自己不願再當「冤大頭」，於是要求他們自力更生，比如應對俄羅斯的問題要靠歐洲自己解決。川普看似放手不管，實則是在警告歐洲：再這樣一味依附美國，最終只會走向衰敗，本質上還是希望推動他們自立。
需要明確的是，川普對盟友體系「不感興趣」，並不等同於他要放棄歐洲，這完全是兩碼事。事實上，他正大力扶持歐洲的右派勢力，反對的是左派主導的歐洲，支持的是右派掌權的歐洲。畢竟同屬西方文化圈，他絕不會真正放棄歐洲。這一點若搞不清楚，很容易產生誤判。
3、德國與日本的國家正常化進程將加速推進
德國已借俄烏衝突將軍費提升至GDP的2%，後續還可能進一步提高至5%左右，這一動態雖與我們距離較遠，但德國國家正常化的加速，必然會引發諸如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將如何應對的連鎖反應——當然，這本質上是歐洲內部的問題。
然而，日本的國家正常化對我們的影響則十分直接且重大。以高市早苗為例，她持續在台灣問題上挑釁，拋出「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論調，其衝擊力不容小覷，將對我們產生顯著影響。日本是否正在出現「新軍國主義」抬頭的跡象？實際上，這並非是新軍國主義，而是根深蒂固的舊軍國主義——日本傳統軍國主義從未得到真正清算。二戰結束後冷戰隨即開啟，美國為對抗當時的共產主義陣營，將日本的軍國主義體系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儘管處決了部分戰犯，但這遠稱不上清算，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組織體系乃至相關家族根基均未被觸動。回溯至20世紀8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對美國仍懷有不滿。石原慎太郎於80年代撰寫的《日本可以說不》（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其矛頭直指美國。但當時美國對日本展開打壓，通過1985年的廣場協議，成功遏制了日本的發展勢頭。此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後逐步崛起，自小泉純一郎首相時期起，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調整策略，轉向「反中親美」路線，試圖通過這一路徑實現自身目標。到安倍晉三執政時期，這套策略已趨於成熟，而高市早苗正是安倍路線的忠實繼承者，其主張與做法完全延續了安倍時期的思路。因此，如何應對這一態勢，對我們處理日本相關問題而言至關重要。
4、無論美國選擇戰略收縮還是重新介入，全球各區域的秩序都將愈發動盪
二戰後，中美對外策略存在本質差異：我們始終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與各國的互動多聚焦於經貿合作；而美國的利益已深度嵌入世界各區域，成為當地秩序的固有組成部分。因此，美國從哪個區域收縮，該區域就容易陷入混亂。以歐洲為例，當美國試圖將北約力量轉向所謂「印太」以應對中國時，普京總統敏銳地捕捉到戰略空隙——既然美國戰略重心東移，俄羅斯便順勢在歐洲擴大影響力，這直接導致了歐洲局勢的動盪。中東的情況同理，若未來美國從東亞（尤其是東南亞東盟地區）抽身，東盟的混亂程度可能會更甚。
美國的退出並不會自然催生新的區域秩序，反而大概率會使該區域陷入「無政府狀態」。同樣，美國如今試圖重返拉美，也引發了當地動盪，比如他直接抓捕他國總統的舉動。儘管我們對此多有批評，但不得不承認川普的手段確實「高效」：不到兩小時就完成抓捕，且未造成人員傷亡，這種強勢介入必然加劇區域不穩定。
5、國際秩序持續呈現封建化態勢
過去我們所設想的國際秩序多極化是一種理想狀態——存在多個力量中心相互制衡、保持均衡。但就當下中國的視角而言，我認為國際秩序的核心特徵已非多極化，而是封建化。當前全球並不存在統一的國際秩序，取而代之的是各區域大國紛紛構建以自身為中心的秩序體系。俄羅斯、土耳其、印度等國家均是如此，國際秩序正沿著這一封建化的方向發展。
6、聯合國體系將持續衰落
聯合國仍會存在，在尚無替代機構的情況下，它依然會維持現狀，但聯合國與現實的脫節已愈發明顯，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日益匱乏，這種狀況已持續多年。儘管如此，我們目前仍在支持聯合國體系，我個人認為這一立場是正確的——畢竟聯合國是全球多數國家能夠認同的國際組織。如今美國拖欠會費，我們實際上已成為第一大會費繳納國。
不過，若聯合國不進行改革，其生存將難以為繼。川普這次設立的「和平委員會」引發外界猜測，有人擔憂這是否會取代聯合國。在我看來，取代聯合國絕無可能；若運作得當，充其量是將該機制重新納入聯合國框架，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我們也需對此保持關注。
7、全球北方的解體與全球南方的困局
全球南方是近年來國際政治領域的關鍵詞，各方都在積極探索相關議題。但全球南方的存在，本身是因全球北方——比如G7的存在而被定義的。如今全球北方分崩離析，失去了系統化的協同能力，全球南方原有的目標和訴求便失去了明確的指向對象。
過去全球南方常寄望於發達國家的援助，但現在發達國家自身都已碎片化，這種依賴顯然行不通，因此全球南方必須轉向自力更生。這對中國而言是重要機遇。中國最成功的實踐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當前全球南方缺乏統一的思想引領，僅靠對全球北方的怨氣難以解決問題，而全球北方的解體恰恰倒逼其必須自力更生。此時，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就有了重要的借鑒意義。
8、世界再次回歸主權國家時代，這對全球化構成了制約
全球化的內涵是什麼呢？20世紀80年代開啟的全球化進程，意味著各國需向國際社會讓渡部分權力，尤其是在經貿領域。然而當前，世界又重回主權國家主導的軌道，各國都在強化主權。美國在強化，歐洲在強化，發展中國家更是強調主權的重要性。由於各方都愈發重視主權，在現代化與全球化進程中不願放棄任何權利，全球化因此變得更加困難。
9、亞太地區正維持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同時世界地緣政治中心也在向亞太轉移
從歷史規律來看，哪個區域成為世界經濟中心，往往也會成為地緣政治中心。因此，我們未來的外交壓力將越來越大。美國不會放棄在亞太的利益，歐洲同樣不會。大家可能注意到，歐洲對南海、台灣問題表現出濃厚興趣，背後正是利益驅動，所以他們不會輕易退出。所有國家都在關注亞太：印度推行「向東看」政策，積極融入這一區域，甚至提出了「印太」概念。
我們為何特別強調APEC的重要性？因為APEC的覆蓋範圍本質上就是亞太區域。「印太」最初由印度人提出，後來被日本上升為政策，川普在第一任期內予以接納。我們必須突出APEC和「亞太」的概念，以此對沖「印太」概念的影響——因為「印太」完全是一個地緣政治概念，而且是針對中國的小圈子。儘管川普現在較少提及「印太」，但其國家安全戰略文本中仍保留這一表述。不過，只要我們把亞太合作做得越來越好，「印太」的影響力自然會被削弱。
10、G2格局的形成
去年川普在韓國與習近平總書記會面之前，曾在其社交媒體上使用了「G2」這一概念。G2概念雖在歐巴馬時代就已提出，但作為總統公開使用這一表述，川普是首位。不過我認為，我們無需過度揣測川普所指的G2具體含義，因為從現實來看，世界已然形成了G2格局。
中美作為全球第一、第二大經濟體，已將其他國家遠遠甩在身後。儘管我們通常以常規統計口徑視中美為前兩大經濟體，但很多美國人早已依據購買力平價（PPP）計算，認定中國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俄羅斯的情況不容樂觀，即便俄烏衝突結束，其經濟體量也僅相當於中國廣東省的規模。儘管俄羅斯被稱為「戰鬥民族」，行事果敢、勇氣可嘉，但從此次衝突中的表現來看，其實際影響力有限；在傳統的中東政策等領域，俄羅斯如今自保都頗為艱難，只能勉強支撐。歐洲持續衰落，看不到復甦的希望。日本經濟增長乏力，過去提出APEC倡議時，日本還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如今中國的經濟總量已接近日本的五倍，差距懸殊。印度雖近期與歐盟推進自由貿易區相關合作，但距離成為頂級經濟體仍為時尚早。拉美、非洲等其他地區的國家，也絕無可能發展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型經濟體。因此，從經濟、技術和產能等各方面綜合來看，世界格局已呈現G2特徵。
02 中美在競爭什麼？
實際上G2的概念表明，今天的國際競爭實際上已演變為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那麼，我們必須想清楚中美在哪些方面存在競爭與合作，以及雙方究竟在競爭什麼。當然，中美之間存在競爭——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我剛才提到川普時期的「三個空間」：經濟、地緣政治與文化的空間。在拜登時期，他與中國的競爭也集中在這三個方面：
第一，地緣政治領域。拜登在中國周邊拉攏了多個同盟體系，如AUKUS、美菲日針對南海的合作機制，以及各類印太框架，這些舉措均以圍堵中國為目標。
第二，意識形態層面。拜登將中美競爭定義為「民主與專制」之爭，即所謂的「美國民主」與「中國專制」的對抗。他通過推動意識形態對抗，甚至舉辦「世界民主峰會」，每次都召集特定國家針對中國。
第三，經濟領域。儘管貿易戰由川普發起，但拜登不僅未改變這一政策，反而將其精細化。「卡脖子」、脫鉤斷鏈、「小院高牆」等策略均由拜登政府推行，且力度較川普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
然而，現在川普開啟第二屆任期，拜登的三條戰線收縮為一條——經濟領域。
第一，川普對意識形態毫無興趣。他第一任期時因缺乏經驗，大權旁落，其國務卿蓬佩奧推動所謂「反共」議程，試圖將中美關係拉回冷戰模式。但此次他更為謹慎，避免大權旁落。以魯比奧為例，這位此前反華立場強硬的政客，如今似乎對中國態度轉緩。川普不僅不會用民主議題批評中國，甚至對美國自身的民主制度也興趣寥寥。觀察川普近期的動向，他在國際關係中從未提及「民主」一詞——以往美國歷任總統在外交場合，無論是針對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會強調相關價值觀，例如在中東問題上關注婦女權利、反對面紗制度等。而川普去年訪問中東時，甚至未提及「國事訪問」，轉而將行程變為「招商引資大會」。可見他對意識形態完全不感興趣，這對我們而言是有利的。尤其在台灣問題上，川普的態度更為務實。相比之下，拜登領導的民主黨常將「保護台灣」與「維護西方民主」綁定，二者的邏輯完全不同。第二，川普對戰爭也沒有多大的興趣，他一直強調「何必讓那麼多人送死」，因此不會尋求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不過，川普對與中國的經濟競爭仍高度關注。
所以，剛才提到的川普主義，其形成與一種認知有關——我將川普及其團隊的國際思維定義為一種「新現實主義」。這與傳統的現實主義有所不同：傳統現實主義將中國視為敵人和主要競爭者，主張必須且有能力擊敗中國，因此當時他們一直強調Now or Never，認為若不趁現在擊敗中國，未來便再無機會。而川普本人，包括萬斯、魯比奧等人所秉持的「新現實主義」，則已承認中國無法被擊敗這一事實，在此前提下，他們將與中國展開競爭。這一競爭核心主張已被他們牢固確立，我認為未來也不會改變。
所以我們尤其要關注這些變化，必須準確把握中美關係的走向。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強調中美青年交流的重要性，確實是有深刻考量的。老一輩中國人因為親身經歷過國家的貧困時期，對美國往往懷有仰視的心態；而正如總書記所指出的，80後、90後、00後這些年輕一代，已經能夠以平視的眼光看待美國。美國同樣在發生代際變化：以拜登為代表的老一輩人，對中國仍持有俯視甚至輕視的態度；但像萬斯這樣的80後，他們成長的年代恰逢中國改革開放起步，親眼見證了中國在短短幾十年間迅速崛起為強大國家，而美國自80年代尤其是反恐戰爭以來長期陷入海外戰事，國力逐漸走向衰敗。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並未主動挑起事端，因此從美國近期民調可以看出，年輕一代對中國的好感度明顯更高，而經歷過冷戰的年長者對中國的態度則相對負面——這無疑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大趨勢。川普對意識形態缺乏興趣並非單純出於我的個人認知，而是有其社會基礎的。
競爭的焦點是什麼呢？答案是中美在經濟領域的競爭，具體圍繞「第四次產業革命」展開。什麼是第四次產業革命？我們政策研究界和產業界有一個簡單的公式，大致是這樣的：第四次產業革命＝（生物工程＋人工智能）x 能源。這個公式說起來很簡單：生物工程關乎人的生命，涉及醫藥、疾病治療和延長壽命；人工智能解決的是人的腦力問題，也就是智力層面的需求；而兩者都需要能源。
就第四次工業革命，大家不妨觀察一下，從生物醫藥到人工智能，再到互聯網、量子計算等相關領域，其發展確實在全球範圍內高度集中於中美兩國。自人類進入互聯網時代以來，全球範圍內的互聯網平台就只剩下中美兩國的了。到今天，中美之間雖存在差異——美國的規模大得多，我們的規模小得多，但其他國家確實沒有能與之比肩的互聯網平台，歐洲、日本沒有，其他國家就更不用說了。生物醫藥領域也越來越集中於中美兩國；人工智能領域更是如此。未來，歐洲、日本或者新加坡等國家或許能在某些細分領域產出一些優秀的人工智能產品，但在系統集成層面，恐怕只有中美兩國具備這樣的能力。因此，當前的國際競爭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體現為中美之間的競爭。
我們也要看到川普的困境。當然，正如我剛才所說的，儘管他得到了矽谷資本的支持，但他原本致力於推動的「再工業化」並未成功，這一點必須明確。中美之間的貿易關係也與此相關，如果美國的再工業化真的成功了，就意味著美國能夠自行生產所需的產品，但實際情況卻很難實現。因為自雷根革命後，美國早已放棄了中低端技術的製造業，僅保留了部分高端製造業。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美國的再工業化恐怕難以成功，畢竟截至去年，中美之間仍有數千億美元的貿易額，更不用說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了。美國持續存在巨額貿易逆差，這恰恰說明它仍在大量進口商品，而持續進口則表明其自身的生產能力依然不足，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這也從側面體現出當時中國企業所具備的韌性。
所以，川普當前的發展策略與中美競爭的邏輯高度一致：他會大力發展傳統能源——美國如今已是石油與能源大國。因為他秉持務實態度，明確指出新能源領域目前由中國主導，美國在成本上難以與之競爭，因此選擇固守並深耕傳統能源。他對歐洲也傳遞了類似觀點，強調海運、石油及核能的重要性。關於核能，他提出了一個建議（有人認為是餿主意，但我覺得頗具新意）：讓人工智能大廠自主發展核能。儘管這存在風險，但對奧特曼（OpenAI計劃建設核電站）、黃仁勳這類企業家而言，技術上並非難題，畢竟核能技術早已成熟，國家與企業均可涉足，只是未來的發展結果尚難預料。因此能源問題無需過度擔憂。我們曾誤以為美國能源產業走向衰落，實際上美國已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大國，其產量遠超委內瑞拉等其他國家。
同時，美國目前在生物醫藥和人工智能領域推行「去監管」措施。尤其是人工智能領域，聯邦層面原本就沒有任何監管；拜登任內曾出台過一個總統行政命令，但川普上任後便將其取消，因此美國在該領域基本處於零監管狀態。現在川普雖強開始強調聯邦監管，表面看似要加強監管，實則不然——他是通過聯邦監管的名義，去除各州層面的監管。因為在人工智能等領域，部分州是存在監管的，川普試圖借助聯邦政府的監管舉措，取消州級監管，以實現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此外，大家切勿忽視，美國正通過「星際之門」和「創世紀計劃」等相關計劃，大規模、快速地吸引全球人工智能等領域的資本、技術和人才流向美國。
中國、歐洲、印度存在監管過度的情況，所以無論歐洲、中國還是印度的一些技術、資本、人才都在向美國流動。
因此美國發展的以下幾個趨勢值得我們關註：
1、「東昇西降」是長期大趨勢，但「西強東弱」目前仍是客觀事實
儘管美國當前面臨諸多困難，但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東昇西降」是長期大趨勢，但「西強東弱」目前仍是客觀事實。有人認為我們現在已超越美國，這種比較其實意義不大——這並非誰打敗誰的問題，事實上誰也無法徹底擊敗誰。我們需要看到，美國在諸多領域仍保持著發展態勢。
2、「技術加速主義」存在成功的可能性
若美國的資本形態、社會形態與政治形態能以技術加速主義為核心構建並取得成功，美國將催生出全新的資本、社會與政治形態，這無疑是一場革命性變革。我們常說中國是學習型國家，美國同樣是學習型國家，而川普的學習速度之快有目共睹，尤其是在借鑒中國經驗方面。一旦技術加速主義成功落地，其意義將堪比西方從原始資本主義向福利資本主義的重大轉型——美國有望借此重新建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協調適配的制度體系。當前美國的經濟基礎紮實、生產力發展迅速，但上層建築存在缺陷，生產關係與分配機制也亟待調整，若技術加速主義能解決這些問題，其影響將不可估量。
3、技術加速主義潛藏著巨大風險
近期有一本名為《科技共和國》的書，詳細闡述了矽谷資本的思路：他們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象，試圖通過技術加速主義擊敗中國。但在我看來，這種做法風險極高——美國或許尚未通過技術加速擊敗中國，矽谷就已先「打敗」了美國社會。如今，社交媒體與人工智能正對美國傳統制度、民主社會體系及中產階層造成衝擊，甚至有解體之虞，這一現象至關重要。正因如此，澳大利亞、法國已著手立法，匈牙利也在討論相關議題，核心都是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我們必須保持警惕，近期我們也在建議規範未成年人對人工智能與社交媒體的使用。由於人工智能與社交媒體高度集中於中美兩國，澳大利亞、法國等國不存在相關既得利益，立法相對容易；而中美兩國因涉及龐大利益群體，立法難度最大，但這是我們不得不推進的關鍵一步——若放任不管，社會陷入解體，僅靠技術發展毫無意義。
4、美國不會長期封閉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從宏觀層面看，美國確實在走向封閉，經濟民族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但去過美國的人會發現，其微觀層面依然保持著較高的開放性。我認為，美國經過當前的調整、整頓與鞏固後，仍將重新走向開放。畢竟，開放是資本主義的資本邏輯內核——美國資本不會局限於本土或西半球，必然要走向全球。全球化仍將繼續，美國當前推行「國內優先」政策，本質上是在為後續發展整頓內部，這一階段是必要的。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本文摘自「鄭永年APEC大講堂」第一期演講內容《中美「G2」格局已成，大灣區是「勝負手」》上篇】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227000010-262110大灣區評論》中美競爭：堅持單邊開放者是贏家（鄭永年）
08:00 2026/02/27 言論 鄭永年
03 中國為何要堅持開放並推進全球化與制度型區域一體化？
在當前形勢下，中國為何需要持續推進開放政策。今年APEC的主題正是「開放、創新、合作」，足見開放的重要性。
1、我們為什麼要堅持開放？
首先，開放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根據中共二十大、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以及「十五五」規劃部署，到2035年中國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圍繞這一目標，經濟學界和政策研究領域普遍認為，未來中國每年需保持至少5%的經濟增長。值得注意的是，當前中國經濟基數已相當龐大，實現5%的增長難度不小，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依靠可持續發展路徑。
其次，開放是發展的前提，能為中國經濟注入持續動能。中國經濟是在全球化與外向型發展進程中逐步壯大的，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地區，經濟已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與世界緊密相連、休戚與共，發展仍需依托全球化進程——沒有人認為中國能在封閉環境中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恰恰相反，我們需要更高水平的開放，這也是中央政府一以貫之的政策導向。
第三，國際貿易的重要性依然突出。儘管傳統「三駕馬車」（投資、貿易、消費）拉動經濟的模式需調整優化，但這並不意味著其作用減弱，國際貿易尤其如此。去年中國貿易順差突破1萬億美元，這一數據引發全球廣泛討論，我們也需理性審視其背後的深層含義。在我看來，這一現象帶來的憂慮多於成就。巨額順差既反映出近年來我國出口增速加快，尤其是「新三樣」（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等產品出口表現亮眼；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進口增長相對乏力的問題。出口多、進口少導致順差擴大，這種局面長遠來看是不可持續的——畢竟中央政府多年來始終不追求單純的貿易盈餘，更強調貿易均衡發展。1萬億美元的順差是一個警示信號，說明儘管國家層面堅持開放政策，但在具體落實中，無論是貨物貿易還是服務貿易，進口增長不足的問題客觀存在，這反映出微觀層面可能出現了開放力度減弱的傾向，需要我們警惕並加以糾正。
第四，開放是中國履行大國責任的必然選擇。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開放政策本身就是重要的國際公共產品。當前全球各國面臨的核心挑戰仍是發展問題，而開放促進發展、封閉導致落後，這一規律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樣適用。
最後，中國的大國地位是通過鬥爭贏得的，而非憑空而來。當美國等部分國家推行逆全球化、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時，我們更需以實際行動持續推動全球化進程——這是中國邁向強國目標的必由之路。
2、我們要堅持怎樣的開放？
因此，新時代國家層面的高水平開放政策已形成高度體系化、系統化的佈局。我將其總結為三個層面的高水平開放。
第一是包容性多邊主義。多年來，我國始終踐行包容性多邊主義，即真正的多邊主義。這種多邊主義秉持開放包容的理念，聚焦所有成員國共同面臨的問題，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這與美國搞的針對第三方的「小圈子」做法有著本質區別。例如，我們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正是包容性多邊主義的生動實踐——儘管美國、日本曾表示反對，但我們始終保持開放姿態，歡迎其加入，絕不針對第三方。
第二是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領域的制度型開放。這與APEC的核心目標高度契合，因為區域經濟一體化離不開各國普遍認可和接受的規則標準。在此方面，我們一方面持續對標國際先進規則標準，另一方面已從過去單純的「接軌」轉向主動參與規則制定、為國際規則貢獻中國智慧。此次APEC會議在深圳舉辦，無疑為我們深化制度型開放提供了重大機遇。
第三，我認為更為關鍵的是自主的單邊開放。當前，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不同程度的經濟挑戰，部分國家重拾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頭。而我國已具備實施單邊開放的條件——事實上，真正的強國往往推行單邊開放政策。當年美國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本質上是對等開放，是發達國家強迫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的工具。歷史上，英國曾率先推行單邊開放政策。美國在漢密爾頓時期的重商主義階段後，也於二戰後轉向單邊開放，構建起三大開放體系：開放的教育人才體系、開放的資本金融體系與開放的企業體系。如今，我國已發展到有能力推行單邊開放的新階段。
04 粵港澳大灣區在中美競爭中扮演的角色
當前提及中美競爭，若聚焦於第四次產業革命這一核心維度，本質上是中美兩國若干重點區域之間的競爭。
1、中美兩國的重點區域佈局
從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技術儲備與產能佈局來看，美國的優勢區域主要集中在兩大板塊：其一為西部的加利福尼亞硅谷至得克薩斯的狹長地帶，這裡被美國人稱作「新浮士德文明」的發源地（近代傳統浮士德文明起源於歐洲），他們認為新一輪產業革命的火種正孕育於此；其二是東北部從波士頓延伸至紐約的區域，作為傳統工業基地，該地區在生物醫藥領域發展極為成熟。而支撐美國擁有最完整供應鏈與產業鏈的關鍵，正是西部與東北部這兩大板塊。
我們國家的主要經濟和創新區域實際上可以分為三塊，或者說核心是兩塊。第一塊規模最大的是粵港澳大灣區，這裡有香港、深圳、廣州三大中心城市。第二塊是長三角地區，覆蓋從蘇州、上海到杭州的區域。第三塊則是北京地區。北京地區有一個顯著特點：集中了全國數量最多的高校和科研機構，科研論文產出豐富，基礎研究實力尤為雄厚，但應用技術轉化能力相對薄弱。因此，北京不少應用技術轉化項目流向了珠三角，也有些流向長三角。
所以我個人認為，中美之間所謂的競爭，本質上是美國西部、東北部地區與中國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地區之間的競爭。
中美競爭的最終落腳點，從來不是誰比誰更封閉，而是誰比誰更開放。正如我所言，川普時期的封閉政策只是暫時的，美國不會長期將自己封閉起來。縱觀歷史，唐宋兩朝因高度開放而走向強盛，明清兩代因閉關鎖國而逐漸落後；蘇聯也曾因與西方脫鉤陷入發展困境，最終走向衰落；如今的俄羅斯若不堅持開放，同樣會面臨落後的風險。而美國發展進程中最關鍵的經驗之一，便是長期堅持單邊開放的策略。
2、粵港澳大灣區為何重要？
那麼，大灣區為何重要？圍繞「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邏輯，或是西方語境下「科學發現」的生成機制，我們的研究團隊基於過去250多年的工業化經驗總結，提出了「新三駕馬車」理論。該理論指出，一個國家若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具備三個關鍵條件：其一，擁有一大批能夠開展基礎科研的大學與機構；其二，擁有一大批能夠將基礎科研成果轉化為應用技術的企業與機構；其三，必須具備充分的金融服務支撐。
從「三駕馬車」的視角來看，粵港澳大灣區若能實現融合發展，便已完全具備相應條件。首先，就基礎科研領域而言，內地的廣州、深圳兩地高校正穩步發展，同時更不能忽視香港擁有的七八所大學，其中五所位列世界排名前一百，有三所位列前五十。香港的基礎研究實力頗為雄厚，尤其是在生物醫藥與人工智能領域處於先進水平，這一點並不遜色於新加坡。香港的高校不僅獲得了充足的政府資源支持，其基礎科研能力更是十分突出。倘若能將兩地的基礎科研力量加以融合，整體實力甚至可與美國加州大學系統相媲美。
其次，在應用技術轉化領域，珠三角從深圳、東莞到廣州，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已逐步發展成為全球應用技術轉化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早期雖以「山寨模式」起步，但如今已構建起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產業鏈與供應鏈體系，不僅能夠生產各類產品，更能實現規模與品質的雙重領先。這一優勢是香港目前難以具備的。香港在回歸前後經歷了「去工業化」進程，與美國類似，將大部分製造業轉移至內地。當前，香港的經濟結構以服務業為主導。此前，香港曾嘗試發展製造業並建設科創園區，但未能取得預期成效，甚至連打印圖紙的大型設備都需從深圳調配。因此，我始終認為，香港無需再著力發展製造業，只需將基礎科研成果輸送至珠三角地區進行轉化即可。當然，這需要各方具備長遠的格局意識，並建立起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
第三塊是金融服務。內地在這方面的發展仍有不足，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風險投資體系尤為關鍵。我們目前的「產投」「創投」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風投，缺乏承擔風險的魄力。國家倡導「耐心資本」，但我們尚未建立起支撐耐心的制度環境。比如國資委主任的任職週期通常為3至5年，而風投項目的回報週期至少需要8到15年。因此，我們需要充分利用好香港的金融服務優勢。
所以，如果我們大灣區的「三駕馬車」——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與金融服務能夠實現深度融合，無疑將成為全球範圍內最具競爭力的發展引擎。尤其是在人才方面，香港長期以來都是享譽世界的人才高地。因此，大灣區完全可以成為中美競爭中至關重要的戰略抓手。
在區域協調層面，長三角一體化的實踐成效顯著。三省一市不僅設立了專門的理事會，還搭建了多元化的協調機構與企業家聯盟等合作平台。相比之下，我們大灣區內部，甚至連廣東省內的9個城市之間，都缺乏高效的協調機制。舊金山灣區的經驗值得借鑒，那裡遍佈著各類民間協調組織，這提醒我們需要反思：區域協調不應僅依賴政府推動，更要著力構建常態化、多元化的民間協調機制。
05 深圳能做什麼？
簡單地說，關鍵在於把握APEC帶來的機遇，既要借此賦能自身，也要為APEC各經濟體的發展注入動力。
從昔日小漁村蝶變為今日世界大都市，深圳的成長軌跡正是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化的生動縮影。當前，深圳既面臨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也需應對自身轉型升級的迫切需求。為切實履行國家賦予的「三區」（經濟特區、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使命，深圳必須堅定不移地走高質量發展之路。那麼，深圳如何借助APEC賦能自身？不妨從以下三個維度的開放著手探索：
1、包容性多邊主義
這不僅是外交政策，更是一種商業精神。深圳作為移民城市，匯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商會，這些商會擁有龐大的海外網絡。例如浙江商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均設有分支。我們可以將這些民間力量組織起來，作為重要抓手。當前企業正面臨「出海潮」，許多企業的出海方向涉及APEC國家。我們需要有組織地開展研究，制定系統的政策。我們能否將深圳、廣州與香港聯動起來，打造中國企業出海的第一站？
當前中美競爭難以避免，企業直接出海容易被歸入美國陣營，就像武漢某企業團隊遷至新加坡後，仍面臨被美國公司收購的風險。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策與新加坡差別不大，如果我們能將企業主體與香港的政策相結合，把數據等核心要素佈局在前海合作區，這完全是可以嘗試的方向。
2、制度型開放
這對深圳而言需提上議事日程。美國對WTO興趣不大，但這並不意味著全球化會終止。中國已申請加入CPTPP和DEPA，深圳完全可以先行先試。越南、馬來西亞等國都能執行CPTPP規則，以深圳當前的經濟水平，完全具備這樣的條件。我們目前面臨的問題，比如河套地區的數據尚未開放。我們能否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先推動數據流通？如果連深圳與香港之間的數據都無法順暢流通，未來又該如何加入DEPA？
還有中國－東盟共同市場。我國已與東盟簽署3.0版自由貿易協定，但這仍有提升空間。我們提議構建中國－東盟共同市場。東盟經濟是中國經濟的自然延伸。若能形成共同市場，將有助於緩解地緣政治壓力。我們不排擠美國，只要美國不在西太平洋搞圍堵，我們對此持歡迎態度。深圳作為開放型城市，需要對接高水平規則，提升產品質量與品牌影響力。當前，不少企業出海時將「內卷」模式帶到國外，搶佔當地地攤生意，這容易引發反感。我們需要借鑒日韓的經驗，既推動出海發展，又維護自身利益，實現互利共贏。
3、單邊開放
深圳需從「物的國際化」向「人的國際化」「制度的國際化」「治理的國際化」進階。深圳在貨物貿易領域早已實現「買全球、賣全球」，堪稱國內最具國際化特徵的城市之一。然而在「人的國際化」方面，外國專業人士占比遠不及香港和新加坡，更不用說是紐約或矽谷——矽谷60%的人口為移民。深圳真正的外籍教授與專業人士數量仍相對較少。【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本文摘自「鄭永年APEC大講堂」第一期演講內容《中美「G2」格局已成，大灣區是「勝負手」》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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