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古義考（上）
劉大鈞 中國周易學會會長，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主任
《周易》“今義”凸顯的是一種德性優先的人文關懷，而“古義”突出的則是陰陽災變思想。《易》之“古義”由來已久，至漢武帝獨尊儒術後，由於“今義”被定為官學正統，“古義”便逐漸衰微，而鮮為世人所知。本文利用新的出土文獻，對《易》之“古義”的由來與演變進行了辨明和稽考。作者指出，西漢以孟、京為代表的“卦氣說”當屬《周易》古義。西漢“《易》十三家”中，起碼有八家尚傳古義。文章據《淮南子》中的有關資料，對帛書《易傳》中一直未有確解的“五官”、“六府”、“五正”諸說做出了詳細考辨，並得出《淮南子》保存有大量《周易》古義資料的結論。作者還依“卦氣說”對《淮南子》中先儒一直未明的“八主風，風主蟲”說做出了新的解讀。
漢初，易學的傳承已有了“今義”與“古義”之分。此所言“今”、“古”，不同於今、古文經學中的“今”與“古”，非謂田何所傳的今文易學與費直所傳的古文易學。《易》之“今義”凸顯的是一種德性優先的濃郁人文關懷，而《易》之“古義”，則更多地關涉明陰陽、和四時、順五行、辨災祥等卜筮之旨。田何的今文《易》中，既有傳世的“今義”，又有我們要考索的“古義”。而費直的古文《易》中，既有“長於卦筮”的“古義”，然而又“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1]故古文《易》其文字雖古，但用這些古文字解釋的卻是《彖》、《象》、《繫辭》等孔子及孔門弟子撰述闡發的《易》之“今義”。“古義”與西漢孟、京《易》中用以占筮的象數內容雖密不可分，然而又與興盛于東漢的象數之學並不相同。東漢象數易學主要運用互體、連互、卦氣、爻辰等作為解釋《周易》經文與今本傳文的手段，為當時已占主導地位的《易》之“今義”包上一層象數外衣，作一番象數的注釋，其與《易》之“古義”明陰陽之變，以辨災異的宗旨相去已遠。
《易》之“今義”確立於孔子而稱“今”，《易》之“古義”由來已久而稱“古”。當秦始皇焚書時，《周易》“古義”尚占主導地位，並因被定位為“卜筮之書”而逃過了那場劫難。“古義”由丁寬傳授至高相，據《漢書•儒林傳》，“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而當時京房師從焦延壽，焦延壽又經常向孟喜問《易》，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亦應傳自其師祖丁寬，《漢書•儒林傳》雖依梁丘賀而稱其為“詐言”，但據本人考證，事情並非如此。高相與孟喜都得丁寬言“陰陽災變”之書，那麼，這“陰陽災變”書，顯然應屬《易》之“古義”。可見直到漢初，“古義”仍有傳承。至漢武帝獨尊儒術後，由於《易》之“今義”被定為官學正統，“古義”便逐漸衰微，而鮮為世人所知了。
近年來，由於帛書《易傳》等考古資料的出土，為我們重新審視和解讀古籍中的“古義”資料，並辨明“古義”與“今義”的由來與演變，提供了極好的機緣。本文不揣譾陋，專就《易》之“古義”問題作一番稽考。
一、
漢代易學之傳，多由田何。《漢書•儒林傳》稱：“丁寬，字子襄……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當時丁寬與服生、周王孫等一起師從田何學《易》，且最得田何賞識，但學成之後，卻又至雒陽從周王孫“受古義”。可知當時田何傳《易》的內容，尚有傳于周王孫的“古義”，“號《周氏傳》”者。那麼，田何傳于其它弟子的，顯然就是“今義”了。田何為什麼要將《周易》分成“今義”與“古義”而分別傳授之？“古義”的內容又是什麼？
賴于帛書《易傳》的出土，使我們找到了初步的答案。
案帛書《要》篇曰：“子贛曰：夫子亦信亓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亓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後亓祝卜矣！我觀亓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亓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亓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後乎？”
以上這段文字很清楚地表達了孔子的《易》學觀：他對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孔子不迷信占筮，不以此求吉求福，而是主張“君子德行焉求福”,“仁義焉求吉”，故而他讀《易》在“求亓德而已”。與一般人的讀《易》研筮之路“同塗而殊歸”。當然孔子也不是全然否定《易》的占筮功能，孔子亦占，且“吾百占而七十當”。只是不贊成那種“贊而不達於數”“數而不達於德”的“史巫之筮”。故孔子讀《易》重在“觀亓德義”而“後亓祝卜矣”。體現的是一種真切濃郁的德性優先的人文關懷，開啟了一種將人文精神灌注于其中的正大人文《易》的路向。
我們認為，孔子的這些讀《易》心得，直至今天都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他的如上《易》學研究方法論，深深影響了他的弟子及當時的一般學人，為《易》學研究送來新的思維陽氣。而孔門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為了不使“後世之士疑丘”，故而對《易》學研究的內容、方法與視角，本著“君子德行焉求福”“仁義焉求吉”的精神，進行了一番“後其祝卜”的改造，形成了一套重在“求亓德而已”的研《易》“新義（今義）”。由帛書《易傳》的內容考之，這套“新義（今義）”在戰國時代就已經形成了，但因“不問于古法，不可順於辤令。”(帛書《要》篇語)。故漢初田何尚傳古義。由《漢書•藝文志》所載“《易》十三家”中，我們仍可略考當時的“古義”：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案《漢書•儒林傳》載,丁寬曾著“《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
丁寬授田王孫，田王孫授施仇、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以此考之,《易經》十二篇之注當受“訓詁舉大誼”的影響，因而屬於今義。
“《易傳》周氏二篇。”
顏師古注：“字王孫也”，此系周王孫之著，當然為古義。
“服氏二篇。”
因資料缺，難以辨其古今之義。
“楊氏二篇。”
據顏師古注，“楊氏”即楊何,據《漢書•儒林傳》載，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皆著《易傳》數篇”，王同又“授于淄川楊何”。故楊何之《易》當有古義影響。
“蔡公二篇。”
顏師古注：“衛人，事周王孫”。顯然屬古義。
“韓氏二篇。”
已難考其古今之義。
“王氏二篇。”
已難考其古今之義。
“丁氏八篇。”
依顏師古注,丁氏即丁寬也，此處云“丁氏”而未云《易說》，可證非“訓詁舉大誼”的《易說》三萬言，此八篇當有古義。
“《古五子》十八篇。”
顏師古注：“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案：此注非常重要，《漢書•魏相傳》載魏相上書言事，曾表采《易陰陽》，我們僅得其要，而“自甲子至壬子”，乃在於解說《易陰陽》。筆者在後文對此作了初步考證，茲不贅述，此書當然屬古義。
“《淮南道訓》兩篇。”
顏師古注：“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據筆者考證，《淮南道訓》屬古義無疑，詳見後文。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
顏師古注：“劉向《別錄》云‘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據此數語考之，《神輸》大旨與《易陰陽》及帛書《要》篇所云“五官”“六府”“五正”之旨同，故為古義無疑。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
顏師古注：“嘉即京房所從受《易》者也”。案孟、京之學，其主要內容確得古義之傳，此點下面有專文討論。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此“章句”即《漢書•儒林傳》所云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大誼”的“今小章句是也”，當屬今義之作。
由以上所考看，西漢“凡《易》十三家”中，起碼有八家尚傳古義。
二、
這種《周易》研究重在“觀亓德義”的新義（今義）之旨，雖然在戰國時代就已經形成，但由帛書《易傳》的內容看，它對古義的刪削與改造，還是不如今本《易傳》來的更加徹底。故而對比帛書《易傳》與今本《易傳》，我們還是可以尋到一些古義的內容與蹤影。由於西漢之後，《周易》古義亡佚甚重，故而帛書《易傳》留給我們的這些古義蹤跡，就彌足珍貴了！以下我們先專注于帛書《易傳》，看它究竟傳達給我們哪些古義之資訊。
帛書《易傳》之《要》篇曰：“故明君不時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與凶，順於天地之也，此胃易道。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盡稱也，故為之以陰陽；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盡稱也，故律之柔剛；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婦先後盡稱也，故為之以上下；又四時之變焉，不可以萬物盡稱也，故為之以八卦。故易之為書也，一類不足以亟之，變以備亓請者也。故胃之易又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盡稱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
《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由於《要》篇的出土，我們方知，《說卦》所謂“順性命之理”即《要》篇所釋之“順於天地之也，此胃易道。”《說卦》僅以“陰與陽”說“天道”，而《要》則進一步解釋說“不可以日月生辰盡稱也，故為之以陰陽。”由此可知，先秦時人們已以日月星辰表示陰陽之變矣！同樣，“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亦由於《要》的出土，我們方知此“柔剛”乃指“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盡稱也，故律之柔剛。”因此，早在先秦時代，《易》中之“地道”已與五行相結合矣！由於今本《易傳》中已刪去五行之說，因此，過去人們總是不明白：《史記•太史公自序》為何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如今，由於《要》篇重見天日，我們方知此說實本之於先秦帛《易》也。可證漢初楊何《易》中有帛書古義內容的傳授，同時，我們亦由此而知《京氏易傳》中以五星、五行等解《易》之內容，非孟、京自造也，實由古義得之。
重要的是，《要》篇接下來又說：“又四時之變焉，不可以萬物盡稱也，故為之以八卦。”我們知道，孟、京“卦氣”說的核心即是以八卦示四時陰陽之變，故此語之出，可以作“卦氣”說早在先秦已有的又一條確證。
《要》篇緊接著說：“故胃之易又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盡稱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何謂“五官”？何謂“六府”？遍考先秦及漢魏時代諸典籍，雖然《管子•五行篇》早已說過“五官於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然而唯有《淮南子》一書對此作了最具有針對性的明確回答。
考《淮南子•天文訓》：“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
《淮南子》一書對帛書《要》篇所云“五官” 、“六府”說作出了有針對性的回答，可證《淮南子》確得先秦帛書古義之傳也。那麼，它所作上述回答，意究何指？我們且據相關資料作一番考索。
高誘注“五官”曰“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都為四方最也。”
案《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又說：“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穀。司馬，本朝司馬尚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執規而長。至忠仁厚，輔翼其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火生土。中央者，土，君官也，……執繩而制四方，……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事不逾，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金生水。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執衡而藏……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又說：“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火者夏成長木朝也……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金者秋，殺氣之始也……水者冬，藏至陰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亦說：“木者，司農也……火者，司馬也……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金者司徒也……水者，司寇也。”
由以上所引可證，所謂“五官”，實為古人以人文價值之視野，依據“五行”之生克機制，賦予五行的五種社會人文爵位名號。
至於《淮南子•天文訓》對“六府”所作回答之“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淮南子集釋》云：“補曰：《時則訓》云：‘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此即“六府”。
案《淮南子•時則訓》又云：“孟春始贏，孟秋始縮；仲春始擊，仲秋始內；季春大擊，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
案“涼風不至”“雷不藏”云云，皆發揮《禮記•月令》而來，與爾後孟喜“七十二候卦氣圖”之旨完全相合也。考《漢書•律曆志》：“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位於丑，在十二月……位於寅，在正月……位於卯，在二月……位於辰，在三月……位於巳，在四月……位於午，在五月……位於未，在六月……位於申，在七月……位於酉，在八月……位於戌，在九月……位於亥，在十月。”可證所謂“子午”“丑未”等等，乃指一年十二月陰陽消長變化也。故《京氏易傳•卷下》云：“陰從午，陽從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左右凶吉，凶吉之道，子午分時。”又說：“吉凶之義，始於五行，終於八卦，從無入有，見災於星辰也，從有入無，見象於陰陽也，陰陽之義，歲月分也。歲月既分，吉凶定矣，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其說亦合“六府”之旨。
筆者以為，“六府”之說，正與《京氏易傳》中“六沖”說相合，我們知道，依《京氏易傳》，乾卦自初九爻至上九爻依次納“子”“寅”“辰”“午”“申”“戌”，而坤卦自初六爻至上六爻依次納“未”“巳”“卯”“丑”“亥”“酉”，故“六府”之內容，正與乾、坤兩卦中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相沖之說符合。故有關“六府”說與《京氏易傳》的關係，我們還需作進一步考證。
帛書《要》篇於“五官”“六府”之後，又說“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詩書禮樂不□百扁，難以致之，不問于古法，不可順以辤令，不可求以志善。”
何謂“五正之事”？案《白虎通義》中有“三正”之說，乃講周之“天正”，殷之“地正”及夏之“人正”。《春秋繁露•四時之副》中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今由帛書《要》篇之上下文意觀之，筆者以為，此“五正”即《鶡冠子》一書所云“五正”，即：神化、官治、教治、因治、事治。《鶡冠子•度萬》：“龐子曰：‘敢問五正’。鶡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治’。龐子曰：‘願聞其形’。鶡冠子曰：‘神化者於未有，官治者道於本，教治者修諸己，因治者不變俗，事治者矯之於末’。龐子曰：‘願聞其事’。鶡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四時，拔陰陽，移寒暑，正流並生萬物無害，萬類成全，各屍氣皇。官治者師陰陽，應將然。地寧天澄，眾美歸焉，各屍神明。教治者，置四時，事功順道，各屍賢聖。因治者，抬賢聖而道心術，敬事生和，各屍後王。事治者，抬仁聖而道知焉，苟精牧神，分官成章，教苦利遠……而各屍公伯’。”此“五正”說包含了天地、陰陽、四時、寒暑等內容，因而與“五官”“六府”說是相承的。
考《要》篇所云“五官”“六府”“五正”，及其以日、月、星、辰示天道陰陽，以水、火、木、金、土五行示地道柔剛，更有明確顯示“卦氣”說的內容：“又四時之變焉，不可以萬物盡稱也，故為之以八卦。”故由如上文字考之，其說多與《京氏易傳》相合。可證孟、京之學確有所本。
另外，據《漢書•儒林傳》載,楊何曾師從王同學《易》，但當時周王孫的著作亦流傳於世，因此，楊何《易》中當有《周易》古義的內容。據《史記•司馬遷傳》介紹，太史公司馬談曾學《易》于楊何，因此，司馬談亦肯定得《周易》古義之旨。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有一段表達其《易》學觀的話：“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此說無疑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帛書《易傳》所傳達的《周易》古義之旨，它之與孟、京之卦氣說、《漢書•藝文志》所載《神輸》說及《漢書•魏相傳》所載《易陰陽》說之相合，乃是顯然可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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