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2007.04.22　
趙承熙留下的問號
黃怡

奪取三十二條人命後自殺的「問題小子」趙承熙，根據最新報導，他本身也是校園中所謂「霸凌」的受害者。台灣教育界關心校園安全的人士，一向主張警方積極介入校園管理，現行的校園通報系統，最近決定將校園內有「霸凌」記錄的小孩資料，事無大小，一律交由警察機關列管。趙案發生後，加上這則未經證實的報導，可能更鼓勵國家機器將治安的手伸入校園。

事實上，校園早已不是安全的地方，看看二十年來人本教育基金會關於體罰的數百件申訴案，可輕易發現，從事「霸凌」行為的除了學生之外，為數眾多的老師也在其列。把學生打到屁股紅腫無法坐下算不算呢？將粉筆塞到孩童口中算不算呢？這些我們記憶猶新的事例，提醒我們「霸凌」（bully）兩字的真正英文原意，也就是強欺弱、大欺小的行為，從趙承熙的槍擊案（他有槍，受害者當時沒有）到喬治高中最近的學生被毆案，從有些老師長年累月的辱罵學生到體罰學生，導致不知多少學子身心受創，都是例證。校園，一直是危機四伏。

如果加上使人數日一驚的家長虐童案，我們又得知，台灣雖不曾開放槍枝買賣，但是在校園、家庭等地，比槍枝更具威脅性的，是普遍可見的、對生命缺乏尊重的態度。如飆車把路人撞成兩截，停下來檢查車有無損傷就即刻揚長而去的駕駛，或騎摩托車綁著一條活狗拖行數公里的青少年…這類心態的人，你不會願意他們接近你的親友，或你自己。試想，如果他們是你的同學，或是你小孩的老師，可能連「定時炸彈」都還不足以表達其中危險。

無論學生或老師，其身份的特殊，在於權力與義務，老師為了教育有管教的權力，學生為了學習有上學義務，但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人，誰也無法自外於來自家庭與社會影響，同時，其中總有若干比例的人是遺傳異常，而這種種因素交叉作用，都可能使他們在做人際接觸時，發生程度不等的紛爭。

美國的獨立製片者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在著名的哥倫拜校園屠殺案之後，做了一個名為Bowling for Columbine的記錄片，案發當地恰好有美國的軍火業，很多家庭靠著製造殺人武器在生活，摩爾從這點出發，檢視坐擁兩億枝槍自重的美國，質問孩子從小在如此恐懼、敵意的社會長大，耳濡目染，以槍擊做為情緒出口的思考，似乎也其來有自。然而在此同時，專家事後調查，當事人之一哈里斯（Eric Harris）作案前長期服用抗憂鬱症藥物，而他所服的Luvox，據研究四％服用者有躁狂症狀。

這次趙承熙作案後，有師長表示曾提醒校方給他做心理諮商輔導，問題是：輔導也做過了，誰真正去詳讀這些報告，為他做了哪些設想與安排？根據記錄，趙承熙二○○五年就因為嚴重的精神症狀及自殺傾向，被強制住院，出院後，誰在做他的追縱治療？學校嗎？家長嗎？為何沒有人覺察他已深受幻聽之苦？而他寄給NBC的自拍鏡頭，則根本是許多電影內容的翻版，從早年勞伯狄尼洛的《計程車司機》到晚近風靡全球的打殺韓片，月前台灣TVBS播出的黑社會份子自拍，不也有這個味道？大眾傳播媒體不需要更自律嗎？

對精神狀況堪虞的人之無助視而不見，每天都出現在我們的校園裡，有時是已無法承受升學壓力或團體生活的學生，有時是無法挑起教學重擔或與學生正常互動的老師。這些人的悲劇，對他們的漠不關心，只證明我們也是在不尊重生命的文化裡自甘沉淪，若是如此，類似悲劇當然會不斷發生，不安全的，也不僅於校園而已。

（作者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