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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解讀《易經》經文的方法，是訓詁學的方法。在本書的注釋中將說明譯文所根據的文獻及語言學根據。訓詁學的本原，是漢語語義考古學。尋求書面文字記載的語言辭源和語源，即由文字層面而深入於探求辭義。
中國古代文字語言的研究，有三個系統。一是許慎《說文解字》所代表的系統，主要根據字形去解說字義，這是形像文字的系統（形義學）。二是《爾雅》所代表的系統，采取同義、近義詞歸類的方法，乃是漢語語義學的系統。三是劉熙《釋名》所代表的從語音追溯名源、語義的系統。三個系統，代表三種方法。本書兼而用之，但以聲義與語義歸類方法為主。

漢字之所以稱“字”，許慎說，字者滋也，滋乳而繁多，而滋乳的紐帶是語音。清儒曾概括漢大儒鄭玄的語言訓詁學方法而指出：“古書傳世，初憑口授，後始著之竹帛。傳聞異辭，移寫異體，故文字多不一致。鄭玄嘗論其事：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趨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言，同音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

我們看帛書《易經》與傳世本，在文字上歧異甚多，而常音近相假，可知鄭玄之說確為深刻之論！

一種世俗流行說法，認為漢字是像形文字。此說始倡於19世紀西方漢學家，此輩不懂中華文化，故生此淺妄之說。世紀初的一些中國學者亦信從之。此謬說流傳多年，積非成是。但實際上，商周以下，漢字早已脫離像形文字階段。

大約從商代開始，假借字（別字）已在漢字使用實踐中居主導地位。“據統計，甲骨蔔辭中的假借字約占70％，周金文的情況也差不多。”?

?劉文辛《通假概說》

漢字不同於西方的拼音字，亦不同於埃及的像形字。漢字是獨特的形音義綜合文字，而以音義為主，綜合為一個表達能力極強，信息容量極其豐富的符號系統。所以我認為，漢字既不是拼音文字，亦不是像形文字，而是綜合像形、拼音文字的優點，而揚棄其缺點所發明的一種信息量最豐富，應用上亦最方便屬於第三類的文字體系。


（二）
自孔子以下，《易經》的經文，可以說從來未被真正讀通讀懂過。因此而引來浩如煙海的注釋。但基本上盲人摸像，各以一肢一爪片面之臆測為說。

近人有注帛易者，隨文發意，肆作臆想。殊不悟帛易、傳世易之經文皆源於同一《易經》也。其不同，只是記錄之文辭因語言讀音模寫之不同，而非本身意義之不同。

有清學術大昌，成就在訓達學，但唯獨易學，成就甚少。

乾卦卦詞“元亨利貞”四字，二千年來說者穿鑿難通。其實，元亨，讀為元享，即大獻享。利貞，即利征，利於征行。貞正征之通用，可參泰否二卦：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泰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否初六）。知道貞可訓為征，則坤卦卦詞“利牝馬之貞”，即"例牝馬之征”，即利於騎乘北（母）馬出行，豁然貫通。而此句二千年來多釋貞為占蔔，舊釋“利於以母馬為占蔔”，或釋為“正固”，謂“有利於母馬的正固”，舊說殊為奇怪而難通。貞字在《易》中多見，或借作“占”，或借作“征”，或讀為“直”引申為德、得）。未可一律。推舊之解《易》者往往不究本源，泥於字面文義而作穿鑿附會之談。浪解奇出，觀之可笑。

又如賁卦，“賁其趾”，舊說或以“責”為文飾，曰“文飾其腳丫，舍車而徒步。”殊不料賁乃奔之借字。《詩‧鴉之奔奔》，魯齊兩家詩，“奔奔”均作“賁賁”。“卉其趾”，即奔其足（趾）也。

又如需卦。昔人不明需（帛書作襦）即溽（歸藏）、襦之通假。需於沙即雨之襦於沙。又不明蒙即霧口之假借，困於蒙即困於霧茫。擊蒙即啟蒙，即霧散。種種妄異之說獨多。

此類妄說，在《說卦》中已出現，到晉人王弼更人痴迷之途。蓋《易經》來源太古，即使我們承認《易經》之爻辭是周公之所作，則到孔子時代，也已歷經1000年以上。所以孔子時代即以讀《易》為艱。孔子說：“《尚書》多淹矣，周易本失也，且又古之遺言焉。”（帛書《易經》“要篇”）又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到王弼時代，《易經》則流傳已近2000年以上。其古義淹失，而經師門派不同，傳述亦紛歧。甚至明白易解之義，也被曲解妄說而導人迷途。如師像辭：“地中有水，師。”陸績曰：“坎在坤內，故曰地中有水。師，眾也。”案，師乃濕字之假。故雲地中有水，濕。陸氏讀師為眾，是根本不通的。陸氏乃三國時人，解像已失古義。何況後人乎？幾千年來，語言的變化，方言的混淆，重之誤解的堆積，使得《易經》經文之真義更加撲朔迷離。蓋《易經》之爻辭，本口耳相傳，記錄者記音不記字，故卦名及卦爻辭古文、今文、帛書各不同。若泥於表層文字之字義求解，必陷無邊之迷妄。

孫詒讓《札口》序談古書文字變遷雲：“竹帛梨棗，鈔刊屢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漢篆隸之變遷，有魏晉正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有宋元明校篆之羼改。逵徑而出，多歧亡羊。”

王國維指出：“詩書為人人湧習之書，然於六藝中最難。以弟之愚暗，於書所不能解者占十之五，詩亦十之一二。此非獨弟所不能解也，漢魏以來諸大師未嘗不強為之說也，然其說終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其難解之故有三：訛闕，一也。古語與今語不同，二也。古人頗用成語，其成語之意義，與其中單語之意義又不同，三也。”

清焦循著《周易假借論》指出：“近者學《易》十許年，悟得此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為《易》辭而設，假此以就彼處之辭，亦假彼以就此處之辭。……各隨其文其聲貫，而聲近則以借相通。”楊樹達論《尚書》雲：“《尚書》文字博奧，讀者每苦其難通，深求其苦，實以通假字多，不易得其本字耳。苟得其字，未嘗不明白易解也。”這一道理，應用於《易經》亦然耳。


（三）
訓治學——漢語語源考古學的重要原理是以聲音，即以自然語言作為尋繹文字語義的根本，以聲求義，以義理形。而不是以字形為本原，據字形而求義。錢大昕雲：“古人訓詁，寓於聲音。字各有義，初無虛、實、動、靜之分。好惡異義，起於葛洪《字苑》，漢以前無此分別也。”（《十駕齋養新錄》）

清儒王引之雲：
“訓詁之要，在聲音不在文字。聲之相近者，義每不甚相遠。”（《經義述聞》）

清儒戴震指出：
“疑於義者，以聲考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

王念孫雲：
“凡疊韻之字，其意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即得，求諸其文則惑。”

章太炎雲：
“治小學者，在於比次聲音，推跡故訓，以得語言之本。”

鄧廷楨說：
“古雙聲疊韻之字，隨物名之隨事用之，泥於其形則齟齬不安，通乎其聲則明辨以析。”“說經者不求之於聲，而泥於形以詁義，鮮有不紆曲者也。”（《雙硯齋筆記》）

《帛書》64卦及8純卦多與傳世本不同卦名，表明以往根據傳世本表面字義對卦名的考釋多不足信。蓋卦名之義在聲義不在文字。不可根據文字之形而泥之也。這一訓詁學的根本方法，即：循義辯音，以音統形，是清代訓估語言學者勘讀古籍的秘鑰，也是本書重新研治及解譯《易經》的根本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