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占卜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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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雖然比較反對占卜，但評價相對客觀，並且詳盡解釋了孔子「百占七十當」的出處與時代背景。希望無論是支持占卜的專家還是批判占卜的專家都能有如此認真之態度對待卜筮。

子贛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有仁守者而義行之耳。史巫之筮，鄉之未也，始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筮同塗而殊歸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稀也。祝巫卜筮其後乎？---帛書《易傳。要》

宋定國先生廣徵博引、有理有據地分析、說明了孔子對於《易》及卜筮的態度，下面都是書上的話：
其一、孔子起初只把《易》看作卜筮之書，卻並不主張卜筮，認為缺乏智謀的人才頻繁卜筮。他以前也是這樣教授弟子的。所以，當看到老師「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時，作為學生的子贛（即子貢）覺得老師前後矛盾，因而才迷惑不解地詢問。孔子不僅指出他理解上的錯誤，而且耐心地開導他，指出《易》一書產生於「紂乃無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諱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義思想(「文王仁」)和憂國憂民意識(「其慮」)。孔子是「樂其知（智）」，賞識蘊藏在《易》一書裡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其二、孔子「晚而好《易》」，並一度熱衷於占筮。這從「吾百占而七十當」一語可以看得出。年輕時不主張占卜的孔子，為什麼老了卻又熱衷於占筮了呢？這大概與孔子50歲後，尤其是在周遊列國時所經歷的人生坎坷和挫折有關。在到處碰壁、壯志難酬的境況下，孔子一度感到力不從心、吉凶難料，因而不得已利用《易》來占卜，看看運氣如何。這其實與他以前所教導學生的「知謀遠者，卜筮之繁」也正相吻合。表明即使聖賢，在遭遇坎坷、陷入窮途末路之際，也會一時陷入迷茫而求助於占卜。

其三，一度頻繁地占筮使孔子對《易》不時翻閱、詳加研究、反覆玩味，以至於「韋編三絕」，最終理解了《易》的本質，從而「不安其用而樂其辭」，即不滿足於卜筮而喜歡其文辭了。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孔子形成了對《易》的全新認識。發現《易》有「古之遺言」，即文王遺教。在孔子看來，「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咎，然後《易》始興也。」這與《論語•八佾》所記載的孔子關於「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之感嘆，正相吻合。正是在「古之遺言」裡，孔子發現了《易》所蘊含的深刻哲理，即「故《易》剛者使知懼，柔者使之剛；愚人為而不妄，漸人為而去詐。」這也就是孔子所認可的《周易》之「德義」所在。

其四，孔子發現《易》所蘊含的「德義」後，就把「德義」認作《易》之本質，因而放在首要的位置。這從他一再強調「《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就可以看出來。儘管如此，孔子也並不否定卜筮，只是把卜筮放在次要的地位，即「我後其祝卜矣」。孔子將《易》的內容大致分為三個層次，即「贊」、「數」、「德」，並認為：「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可見，「德」在三者中屬於最高的層次，是《易》的本質之體現。沒有達到這個層次均為「史巫之筮」，均未洞悉《易》之思想真髓。

其五，孔子在洞悉《易》的德義本質後，雖然並不否定卜筮，但強調以德行仁義來求福求吉，而把卜筮視為最後的選擇：「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這與其以前對於弟子關於「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繁」的教誨，是完全一致的。可見，在這一點上，孔子學《易》之前與學《易》之後的認識，是一以貫之的。在孔子看來，沒有德行的人，神靈也不會去幫助他，所以這種人也不必占筮，誠如《論語•子路》所說：「『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由於孔子晚年特別喜好《易》，以至達到著迷的程度，所以他留下了大量關於《易》的言論，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現在。它們和其它西漢以前古書中連續記載的有關孔子的文獻一樣，並非假託，當為《論語》一類的文獻。鮮為人知的是，孔子晚年（很可能在六十八歲返魯之後），曾對成於他之前的幾種《易》文獻進行過系統整理和研究，並為之作序。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易》殘卷附錄《易傳》六篇，分別是《二三子問》、《繫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據廖名春等學者考證，這些應為戰國中、後期的作品，不會晚於《呂氏春秋》和《韓非子》。在《二三子問》中，記載了孔子與子貢等學生討論《易》的對話。從以上資料可見，孔子晚年確實喜歡讀《易》，認真鑽研《易》，以致「韋編三絕」，還向學生傳授過《易》。按照傳統的說法，認為孔子將他對於《易》的理解作成《十翼》。但是，經後人對《十翼》進行研究，發現其與傳統說法不一致，認為《十翼》大概為孔子口述，由其弟子記載，經過幾代傳授，到戰國中期，才最終成書。

由此可見，孔子對於《易》及卜筮的態度，大體經歷了這樣的轉變過程：孔子在年輕時就接觸了《易》，但並未深入研究，不了解《易》的本質，只把《易》視為卜筮之作，自己也斷不了占卜，但並不主張頻繁卜筮；到50歲後，孔子漸漸喜好《易》，以至於「居則在席，行則在囊。」

這裡的「行」應該是「出行」、「出遠門」，就是外出到當日不能回到住所的地方。統觀孔子一生，除了在34至37歲「出行」齊國之外，「出行」時間最長的就是周遊列國了。由於孔子「好《易》」在其「晚年」，所以，「居則在席，行則在囊」，應該指的是孔子周遊列國時期。所謂「韋編三絕」也當是指這期間的情景。這期間（55－68歲），孔子經歷了從「天命之年」到「耳順之年」的變化，而學習與實踐的結合、驗證，則使其對《易》的研修也經歷了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由「不知本」到「知本」的過程。使得孔子最終認為《易》的本質在於「德義」，而非卜筮，因而才說：「《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

綜上所述，孔子對於《易》及卜筮的態度，可以大體分為三個階段：50歲以前，尤其是年輕時，把《易》視為卜筮之作，但並不主張頻繁卜筮，也不大相信卜筮；50歲後，尤其是在周遊列國期間（55－68歲），孔子漸漸喜好《易》，面對一再遭遇的困厄使其一度熱衷於卜筮，但在實踐的磨礪和檢驗中，漸漸認識了《易》之本質，到60歲後就不大卜筮了，並且把《易》視為「德義」之作，即他說「《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吾求其德而已」。

孔子這些話，講得再明確不過的了！孔子雖然與「史巫」都應用《易》，都講卜筮，但最終卻同途殊歸：「史巫」從中所要的是卜筮之吉凶，而孔子從中所注重的則是「德義」、「仁義」，認為廣泛積德者，沒有必要通過祭祀以求福祉；躬行仁義者，沒有必要通過卜筮以求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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